【聊包養網站比較田智忠】當“道體”遭受“理本”——論朱子“道體論”的窘境及其消解

當“道體”遭受“理本”

——論朱子“道體論”的窘境及其消解

作者:田智忠

來源:《哲學研討》2020年第4期

 

 

 

田智忠,1971年生,河北宣化人,北京師范年夜學哲學學院副傳授、碩士生導師,中華朱子學會理事。重要研討標的目的為宋明理學、朱子學。

 

摘要:朱子強調“理氣為二,理在氣先”,卻反包養ptt對“道物為二,道在物先”;強調“理無動靜”,卻主張“道體”不息,有時又將“理”“太極”與“道”的概念相混淆。這反應出朱子在論“理”與論“道”上的決裂,也對其“理實體化”的立場帶來了沖擊。由此,朱子的“道體論”與“理氣包養一個月論”能否一體,以及其“道體論”內部畢竟是保存形上-形下、道包養平台-物的二分,還是主張“風行全體便是道體之本然”,就成為懂得朱子哲學的關鍵問題。對此,黃榦選擇慎言理氣先后問題,通過引申朱子“風行全體便是道體之本然”的說法,轉而強調“道體”的即體即用、即存有又活動。這在必定水平上消解了朱子哲學中的難題,并在實際上開啟了理學思維往實體化的路向。

 

關鍵詞:道體 與道為體  理學思維往實體化的路向

 

“道體”并非朱子思惟體系中的焦點概念,但由其所引發的爭議卻良多。一方面,朱子的“道體論”與“理氣論”存在諸多難以協調之處,這導致了對“道體”定位上的兩難;另一方面,朱子的“道體論”在黃榦那里發生了轉折,其緣由為何?這些問題,具有較年夜的學術討論價值。

 

一、問題的提出

 

黃榦向來被視為朱子道統的忠實傳述者。但是,朱子的文獻中對理氣關系問題的討論良多,但在黃榦的著作中,卻僅有三處提到此問題:其一,黃榦針對楊志仁在來信中提出“自此理而出”的說法,提出批駁:

 

“自此理而出”一句不成曉。理在何處置局?許多物事,皆自他局中出耶?有理便有氣,理氣未嘗相離。若是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亦是有個天,便有個德。其為萬物也,亦是理與氣一并分付,何處專有個理,管干出許多物耶?(黃榦,第179頁)

 

其二,針對門生的“理氣”之問,黃榦答曰:此項以意會譬喻,只得恁包養網VIP地。因舉橫渠云:一故神,兩故化。一故神是說理,兩故化是說氣。榦嘗思六合間事理,譬如洪流,人都渾身浸在里面,你肚里是水,他肚里也是水,如兩人在此,肚里便是一個事理。故自家說出時,他那里也道是,即是這里說,裡面人都道是,這即是不疾而速,不可而至,故喚做神。兩故化,兩便化,這里消得一分,那里卻長得一分,一個消一個長,這是兩故化。(黃榦,第734-735頁)其三,黃榦在對《年夜學或問》的注釋中提出: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便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自為氣,形而高低是也。(《年夜學纂疏》)理氣無先后,謂有是理方有是氣,亦可;謂有是氣則具是理,亦可。其實不成以先后言,但舍氣則理無安頓處,故有是氣則具是理。理無跡而氣無形,理無際而氣無限,理一本而氣萬殊,故言理者常先乎氣,沉思之,則無欠亨也。(同上)總之,黃榦不單較少說起理氣關系問題,即便在僅有的幾條資料中,也都反復強調理氣無先后、理氣未嘗相離。此現象年夜有深意。陳來曾指出,朱子越是在暮年,就越是強調“理在氣先”的立場。(見陳來,2000年,第78-99頁)朱子的這一傾向,實質上是對“理”根源、本體位置的強化。由此,朱子在理氣關系上逐漸構成了“理一分殊”的立場:在包養價格ptt根源層面強調理在氣先,而在分殊層面則強調理氣不離。黃榦只是強調“理氣無先后”“理氣不離”,這表白其對于“理”為“萬化之本”的觀點,包養網VIP實際上持委婉的拒斥態度。黃榦的這一立場,恰是朱子暮年所批評的。黃榦罕言理氣問題,卻極為關注當時由討論《中庸》和《太極圖說》所引出的“道統”“道體”“道之體用”等問題。這似乎表白,黃榦的基礎問題意識已經從朱熹所關注的理氣關系問題,轉向了“道體”問題。這一轉向意味著,黃榦不再關注世界的根源、本根問題,而是更關注當來世界的體用一源。相應地,黃榦論“道體”,也明確批評那種認為“道之體”可以離開“道之用”而獨立存在、甚至“道在物先”“道生萬物”的觀點:至于“道生一,平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全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后有道哉?“易有太極”,“易”即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是生兩儀”,何嘗生一而后生二?嘗竊謂太極不成名狀,因陰陽而后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致于平生一逝世,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為陰包養平台陽者,亦不出于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其本體之二,何故使末流無往不貳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為四,而五行立矣。……物各有終始,未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為四矣。知二之無不四,則知其所以為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故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全國之物無否則,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黃榦,第176-177頁)黃榦此處強調“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太極不成名狀,因陰陽而后見”“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為陰陽者,亦不出于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短期包養體也”如此,恰好是朱子暮年所極力批評的觀點。黃榦為什么會回到朱子暮年所批評的立場?黃榦此舉能否醞釀著對朱子思惟的一年夜修改?要想徹底答覆這些問題,我們需求起首回到朱子對于“道體”與“理氣”的討論當中。

 

二、朱子論“道體”與“理氣”的決裂

 

朱子對于“道體”和“理氣”的討論相對獨立。相對而言,朱子更重視理氣問題,對“道體”的討論相當含糊,這引發了諸多爭論。余英時和牟宗三認為,朱子的道體是“永恒而廣泛的精力實有”(余英時,第2包養網推薦4頁),“道之為理,只是一光禿禿之理,是抽象地只是理——但理。”(牟宗三,第316頁)姜真碩則認為,朱子以“道體”為“道之全體”,此“全體”由“道之體”與其發用風行所構成,“道之體”和“道之用”是對待、二分關系,而非“體便是用”的關系,這是其與周敦頤和程顥之“道體論”的分歧之處。同時,針對牟宗三的觀點,姜真碩認為朱子的“道體論”是合存有與活動為一、合隱與顯為一。(見姜真碩,第338-340頁)此觀點獲得了學界的呼應,陳來指出:“從朱子學的立場來說,道體便是實體,也是最高實體。……包養價格ptt日往月來,冷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絡繹不絕,這些不克不及僅僅看作是風行發見,即此而總言之,即是道體。”(陳來,2015年)這也“即是道體之本然”(同上)。陳來此說既有回應牟宗三之意,又強調朱子改變了程頤認為“道之本然”不成見的舊說,轉而強調“其體則謂之易”(同上),表白朱子有興趣強調世界之風行和生生不息的一面。總之,姜文認為朱子的“道體論”強調體台灣包養網用對立,而“道之體”不成見;陳文則強調朱子認為“道體之本然”可以直接呈現。余文和牟文認為,朱子的“道體”是抽象的,是不動的;而姜文和陳文則認為朱子的“道體”風行不息。此間包養網評價聚訟不已,實際上反應了朱子在論“道體”上疏略。

 

朱子對“理”和“道”都有細致論述,卻極少將二者進行集中討論。雖然朱子也有“道是統名,理是細目”(見黎靖德編,第99頁)以及“‘道’字巨大,‘理’字緊密”(同上)等論述,可是“細目”“緊密”的具體所指,只能是形下的殊理,而非“理之本然”(《朱子全書》第21冊,第1606頁),并非對二者的周全比較。此外,朱子對“道”“理”諸概念的懂得和應用相當復雜:道有“道之體”與“道之用”之分(見黎靖德編,第1532頁),理則有理之本然與在氣質上呈現的殊理之別。同sd包養時,“道”與“理”又都是從形上到形下、從隱到顯的“全體性”概念。

 

若論其異,朱子越到暮年,就越是強調“理在氣先”,并視“理之本然”為先于萬物的本根、本體、根源。朱子以理氣二分和理一分殊的形式,對世界的本末源流作出說明,其理論體系較為精致:理與氣絕對是二物,氣承載理,理則乘氣而行,因氣而顯。“理一”實即理之本然,是形而上者,無形色、無動靜;“分殊”則是理氣之合,無形色、有動靜。從“包養價格理一”到“分殊”,遵守“理同而氣異”的原則,就像珍珠落在泥沙中一樣,因為泥沙的清濁各異,故珍珠的顯現也自分歧,但實際上珍珠本身卻無變化。在朱子看來,理與氣、“理一”與“分殊”之間,并不是一物分體用的關系,而是“二物一體”(向世陵,第107頁)的關系,有明顯的本末、先后順序。

 

相對地,朱子視“道”為萬物所遵守的法則、路徑和過程,似乎“道”偏于動和變化。朱子強調“道體”至誠不息,強調要在日月、冷暑、水流和生物的往來不息上體認“道體”,這就與其強調“理之本然”的無情義短期包養、無動靜,構成了鮮明的對照。朱子并不盼望將“道之體”詮釋為先于萬物的本根、根源。他針對呂子約以“達道”和“道之來源根基”為二的觀點,強調:“謂當行之理為達道,而沖漠無朕為道之來源根基,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這般,亦無怪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之理沖漠無朕,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沖漠無朕也。”(《朱子全書》第22冊,第2227頁)顯然,朱子將“道體之全”懂得為“只此當然之理沖漠無朕”的一體關系,而不是“道之來源根基”在諸“達道”之先。朱子不接收“道在物先的立場”,反應出其對于老學“道生萬物”說的高度警覺。北宋內丹名著《悟真篇》主張:“道自虛無生一氣,便從一氣產陰陽。陰陽再分解三體,三體更生萬物昌。”此即理學極力批評的“有生于無”論。可見,朱子雖然承認“道之體”為形而上者,卻否認其根源、本根的位置。這是朱子在論“道之體”與“理之本”上的最包養軟體基礎差別。

 

針對“道體”與“理本”的異同問題,朱子還有別的一個難題:能否要將其在論“理”上的理氣二分、形上與形下二分的形式,引進對“道體”的闡釋。總體而論,朱子對于“道體”的闡釋,更傾向于“道體”即統體的一元論形式,盼望以此打破形上與形下的壁壘,強調“道之全體”的一體渾然。朱子明確強調:“蓋陰陽雖是器,而與道初不相離耳。道與器,豈各是一物乎?”(見黎靖德編,第2534頁)不過,朱子一元化的“道體論”,卻難以做到與理氣二元論的完整切割,因為他也曾明確主張:“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子全書》第23冊,第2755頁)這恰包養合約是在將形上與形下之分同等于理與氣之異。是以,朱子在討論“道體”具體若何呈現的問題時,就無法將一元論貫徹究竟,始終與理氣二元論糾纏不清。

 台灣包養網

三、“道之體”“理之本”與“太極”

 

朱子雖然并未充足討論“道體”與“理氣”的異同問題,卻也盼望在必定水平上對二者作出區分。他對“道體”問題的討論,有興趣防止分先后、分本末的做法,防止對動與靜、無形與無形的截然二分。但朱子的這一盡力其實很難實現,因為他無法否認“道體之全”必定包括理氣之合而成“二物一體”的事實。這意味著,朱子在對“道體”的闡釋上,會墮入諸多兩難。例如,朱子在對《太極圖說》的詮釋中,既有將“道體”和“太極”相同等的實例,也有將“理之本”與“太極”相同等的實例;既有將“太極”視為實體的實例,也有主張太極便是一陰一陽之統體的實例。朱子的這種處理辦法,天然難免在這三個概念的應用上發生混亂,也會對“道體”的闡釋帶來困擾。朱子在和陸九淵的論爭中,就強調:

 

至于《年夜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風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后;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可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朱子全書》第21冊,第1568頁)

 

朱子在此信中強調“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這是確定“道體”是“所以一陰一陽”者。但隨后又說,道只是“語太極之風行”者,而不是在太極之外別有一個“道”。朱子的出發點當然是要強調“所以一陰一陽者”與“一陰一陽”的不貳,卻會給人以一陰一陽就是形而上者的印象。其“道體之至極,謂之太極……雖有二名,初無兩體”的論述,恰是將“道體”和“太極”相同等。在《太極圖說解》中,朱子又強調“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又認為太極即“無形而有理”(見黎靖德編,第2366頁),這又是將“太極”與“理本”相同等。凡此種種,表白朱子確實是在混用“理本”“道體”和“太極”。朱子對這三個概念的混用,對其試圖將論“理”與論“道”的話語體系進行切割的盡力,是晦氣的。

 

朱子對“太極”概念的詮釋,存在中年與暮年的變化。就《太極圖說》自己而言,不僅有一個自“無極而太極”到陰陽五行再到萬物化生的下行系統,同時還內在地蘊含著一個“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的逆行回環。(見李景林)這表白,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不是要答覆宇宙若何發生、若何演進的問題,而是盼望在本體層面答覆“太極”的存在與顯現的問題,而朱子中年的《太極解義》,也剛好發揮了這一點。就此而論,“太極”無所謂“端”和“始”,只要隱與顯之別。朱子暮年逐漸將其對于《太極圖》的詮釋“納進‘理學’的體系里來”(陳來,2000年,第77頁),并有興趣強化“理在氣先”“理同氣異說”,明確以“太極”為“萬化之根”。至此,朱子在論“道體”、論“理氣”和論“太極”上的分歧,也逐漸開闊爽朗化。朱子對“道體”“理本”和“太極”的混用,給人以“道之體”也為“萬化之根”的印象,這是朱子無法接收的。但總體而言,朱子論“理之本”,傾向于其是本根、根源,是形而上包養犯法嗎的實體;而其論“道體”,則強調其一體風行、全體呈現。

 

四、“道分體用”及“與道為體”

 

朱子無論是論“理”,還是論“道體”,都要面對一個形上者若何在形來世界顯現的問題。論“理”時,朱子以“理氣二元”來說明:理氣起首是二物,理是形而上者,本身不成見,卻可以乘形而下的氣而行、因氣而顯。理氣既非一物,又不成離。“理一”到“分殊”,經由氣稟來實現。但是,在論“道體”時,朱子卻顯得異常糾結。朱子天然盼望以一元論形式來說明“道體”的呈現問題,但由于朱子的“道體論”無法徹底擺脫理氣論,是以他的一元論闡釋,就必須面對“道體”內的形上者與形下者是一是二、形上之“一”若何分化出形下之“多”,以及在“道體”之內若何安頓理氣二元相對待的難題。形而高低的理論自己,并不直接觸及宇宙天生從來源根基到現實的過程,故無所謂先后之說,可是以朱子為代表的中國現代哲學家,卻“習慣將存在論的‘高低’與宇宙天生論的‘先后’問題聯系在一路”(向世陵,第103頁),主張“形而上的本體優先于形而下的氣化”(同上)。這就再次把先后順序的問題,導進到了“道體論”當中,引向了他所批評的立場。朱子對形上與形下論先后、分理氣的處理,無疑會動搖其“道體論”的立論基礎。

 

其實,朱子在選擇以何種形式來闡釋形上者顯現的問題上,也存在諸多糾結。朱子有時以“道分體用”的形式,認為形上的“道之本”之落于現實中,是經由“道之用”實現的:

 

費,道之用也;隱,道之體也。用則理之見于日用,無不成見也。體則理之隱于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有非視聽之所及者。(見黎靖德編,第1532頁)

 

朱子認為,“道體”包括“道之體”與“道之用”為一,體與用本無先后可言。“道之體”是形而上者,無形、不成見;“道之用”是形而下者,能夠見于日用之間,且無處不在。道分體用的形式雖然強調了“道體”的一體渾然,可是在“道體”之內,動與靜、一與多、形上與形下、無形與無形,依然涇渭清楚、不容混雜。這也使朱子在說明“道之體”具體是若何經由“道之用”而顯現的問題時,存在很年夜的含混性:“道之體”是本身能夠展現為“道之用”,還是需求借助一個載體而展現為“道之用”?這種解說的不確定性,集中體現在朱子對“與道為體”問題的詮釋上。

 

再如,朱子有時又應用“理一分殊”形式:

 

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朱熹,第72頁)

 

“一本萬殊”形式與“道分體用”形式并不直接對應。“一本萬殊”談的是本末源流問題,必定暗含一本先于萬殊、理與氣二分之意,而“道分體用”形式強調的是“道體”的體用不貳、體用不離。是以,“一本萬殊包養網心得”形式很難被嫁接到對“道體”的闡釋上。

 

還如,朱子有時又引進“無體之體”形式:“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見黎靖德編,第976頁)“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的“體”是“載體”之包養情婦意,這句話表達的也恰是氣載理、理因氣而顯的意思。可見,朱子當然強調陰陽五行與太極一體渾然,強調“但看一陰一陽往來不息,便是道之全體,非道之外別有道也”(《朱子全書》第22冊,第1733頁),卻難掩“載體”二字所傳達出的“二物一體”之意。

 

上述三種表述形式,其實很難調和:“一本萬殊”形式強調先與后,有二元論的傾向,而“體用”形式和“無體之體”形式則強調“道體”的無先后;“一本萬殊”形式和“體用”形式都確立了“本”或許“體”的實有位置,而“無體之體”形式則意在否認“包養行情體”的實有位置。

 

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程頤曾經提出“與道為體”(《朱子全書》第7冊,第333頁)的有名論斷,明確主張形上之道不成見,只能借助形下載體而顯現。換言之,只能因物的顯,而見“道之體”的微。程頤此論其實是對理氣二元形式的簡單移植,恰是“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二程集》,第271頁)。可是,這一主張卻似乎無法與朱子一元化的“道體論”相兼容。程頤“與道為體”的“與”字,是“在此中”或許“偕同”之意。這意味著,“道”與“物”分屬形上與形下兩端,有動靜與隱顯之別,甚至有分為二物之嫌。

 

朱子對程頤的“與道為體”論微有不滿并有所修改。(見陳來,2015年)但朱子并不是要徹底否認程頤的觀點。朱子自己同樣重視形上與形下之分,也強調形上者不克不及本身顯現。他批評張載無視形上與形下之分,只見氣不見理,也是這個事理。是以,朱子對程頤“與道為體”論的態度就很奧妙:既要確定程頤區分形上與形下的公道性,又不盼望這種區分導致“道體”之內動與靜、上與下、有與無的截然二分,甚或分為二物之弊。是以,朱子在對“與道為體”的詮釋上就墮入了兩難:無論是主張風行之總體便是道體之本然,還是主張形下者隱含了形上者,都會引出他所無法接收的結論。

 

其實,朱子的真正糾結處,在于其論“道”與論“理”的決裂:論“理”請求理氣二分、“理在氣先”,論“道”卻回避“道在物先”,主張一體渾然;論“理”強調“理無動靜”,論“道體”卻強調生生不息;認為“道之體”與“理之本”同屬形上,卻認為二者的顯現方法有所分歧。顯然,朱子對“道體”的詮釋若向“理本”靠攏,就會走向程頤的觀點,視“道之體”為不動的本體和根源,“道之體”以眾物為載體而呈現本身;而若強調“道體之全”的當下呈現,就會走向張載甚至是其所批評的即體即用、體便是用,甚至于往不動實體的立場。

 

問題是,朱子并沒有完整否認程頤的解釋,只是對其有所修改。是以,在解釋“與道為體”中的“與”和“體”的含義時,也就加倍難以取舍。朱子多方應對,卻并未交接明白“物事”與“道”之間畢竟是什么關系,二者所為之“體”又是什么“體”:是本體、實體、全體、統體、與用相對之體、載體,還是“無體之體”?又如,朱子屢次強調“與道為體”的“體”字,比“本體”之“體”稍粗,含有“骨子”即“骨架”的意思,這其實是在認同程頤的觀點,將“道”與“物”區分為形上與形下的關系,認為“道”乘“物”,“物”載“道”,“道”因“物”而顯。但朱子又強調“與道為體”,恰是“其體則謂之易”(同上),其實暗含“道體論”內部的往不動實體的意思。

 

應該說,朱子的“道體論”側重于對現實包養心得世界之實有和生生不息的充足確定。針對佛老或主張有生于無、或以現實世界為虛幻的立場,晚期理學家都在堅定不移地確定現實世界的實有與生生不息,防止將世界看作是靜態的,或只是抽象本質折射之下的虛幻存在。此現實世界的“實有”,也決定了人倫世界及其價值的“實有”。是以,牟宗三認為朱子論形上的真體“是抽象地只是理”(牟宗三,第316頁),其實并未契合朱子的本意。朱子提出“道體風行”(《朱子全書》第23冊,第2876頁),就是強調“道之全體”的至誠不息,這和強調“仁”的生生不息是分歧的。不過,朱子強調“道體”的當下賤行發用,卻有動搖理本體論的危險,加劇其在論“理”與論“道”上的決裂。

 

五、從“道之全體”到“道之本體”

 

朱子“道體論”其實有一個往形而上的不動實體的趨勢,而這一趨勢又會加劇其在論“理”與論“道”上的決裂。惋惜,朱子的文獻中并無證據顯示他曾試圖解決這種決裂。可是黃榦似乎是通過包養網站慎言理氣先后、著重討論“道之體用”“即體即用”的方法,轉到了理學思維往實體化的路向。(見陳來,2003年)這其實就是在困擾朱子的問題上作出了選擇:取朱子之強調“其體則謂之易”,舍朱子之強調“理的不動”。黃榦論學,尤重體用,而其論體用關系,首及“道之體用”問題。在他看來,《中庸》一書“皆言道之體用”(黃榦,第364頁):論性與道,則性為體而道為用;論中與和,則中為體而和為用;論包養網心得費與隱,則隱為體而費為用。在這幾對牴觸之外,還有“道之體用”的更多呈現:

 

……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明用。“年夜哉圣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圣人盡道之體用也。“年夜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圣”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即體、體即用,造道之極致也。雖皆以體用為言,然首章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于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于體也。……了解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天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為之私也。了解之有體,則凡術數詞章非道也;了解之有效,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體用為二,則操存省檢皆不成以不消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于此者也。(同上,第365包養平台頁)

 

黃榦對“道之體用”的闡釋極為完備,不僅有總說、分說,還包括“由體以見用”和“由用以歸體”的復雜錯綜關系。黃榦對“道體”之“用即體,體即用”、體用一如的懂得,已經明顯分歧于朱子強調“道體”之中的體用對待。當然,黃榦“由體以見于用……由用而歸于體也”的表述,明確承認了“道體”的實存性,承認“道體”可以在形來世界中直接呈現,這其實是對朱子“日往月來,冷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絡繹不絕,這些不克不及僅僅看作是風行發見,即此而總言之,即是道體”(見陳來,2015年),這也“即是道體之本然”(同上)思惟的推進,而非否認。不過,黃榦明確提出“道之體用”可以表現為“用即體、體即用”的關系,甚至是“指用以明體……因體以明用”之關系,這其實已經超越了二程的“體用一源”(《二程集》,第689頁)說,走向了方以智的全體全用說、體用互余說,甚至是體用互轉說,而明顯異于朱子的體用思惟。事實上,黃榦在論述仁義關系的時候,就明確提出了皆體皆用說,這距離方以智的體用互轉說只要一個步驟之遙:

 

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而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居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有條理焉。(黃榦,第418-419頁)

 

黃榦承認,只就性而言,性分體用,仁為性之體,義為性之用,這是其可以分別之處。可是若性與情對言,則可以“又有一說”:從性的角度論,仁與義皆是體;而從情的角度論,則仁義又皆是用。我們既可以說“義體而仁用”(這里的“體”字,是載體之意),又可以說“仁體而義用”,此即為體用互躲、皆體皆用。黃榦此論不是要否認體與用之分別,而是要凸起體用之間“即體即用”的關系。由此,“道體”之于黃榦,就不再是朱子所懂得的那個包括形上與形下的復雜體,而是可以隨時發用于現實世界中的即存有又活動者、既超出又現在者。黃榦此論,接近于道體的實體風行說。

 

黃榦的解釋既是出于“辟佛老”的自覺,也是他重視討論道體風行問題的天然反應。當然,與朱子比擬,黃榦缺乏對追溯世界之根源、本根問題的興趣。毋寧說,黃榦與朱子所關注的基礎問題已經有所分歧。與后世包養網dcard學者多是通過從頭闡釋理氣關系問題來實現理學思維往實體化的路向分歧,黃榦是通過慎言理氣關系,轉而強化“道體”實體風行的方法,從而撤消了不動的形而上本體,走向了理學思維往實體化的路向。也恰是通過這一取舍,黃榦才消解了前述那些困擾朱子的難題。其實,在黃榦之后的整個理學中,都有這種逐漸否認不動的“形而上實體”,主張理氣一元、即體即用的趨勢。理學思維往實體化的路向并非如眾多學者所強調的那樣始于元代,它的實際開啟者是黃榦。

 

不過,黃榦以后出現的理學思維往實體化的路向自有其風險:當學者轉而強調理只是氣之理,理也有動靜、無形色時,能否會對以天理為焦點的理學形上學體系帶來宏大沖擊?黃榦思惟的這一轉折,能否必定會發展出顏元和戴震的反理學思維?應該說,維護朱子依然是黃榦思惟的基礎原則。黃榦依然堅持形上與形下之分,他對“理”的懂得也依然保有足夠的形上原因。可是,黃榦開啟的理學思維往實體化的路向,的確存在被后世儒者不斷縮小,最終走向消解甚至顛覆理學形而上學的能夠性。

 

參考文獻
 
[1]古籍:《年夜學纂疏》《太極解義》《太極圖說》《太極圖說解》《悟真篇》《中庸》等。
 
[2]陳來,2000年:《朱子哲學研討》,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
 
2003年:《元明理學的“往實體化”轉向及其理論后果——重回“哲學史”詮釋的一個例子》,載《中國文明研討》第2期。
 
2015年:《中國哲學中的“實體”與“道體”》,載《北京年夜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
 
[3]《二程集》,1981年,中華書局。
 
[4]黃榦,2018年:《勉齋師長教師黃文肅公函集》,北京年夜學出書社。
 
[5]姜真碩,2007年:《朱子的道體風行說》,載陳來主編《晚期道學話語的構成與演變》,安徽教導出書社。
 
[6]黎靖德編,1986年:《朱子語類》,中華書局。
 
[7]李景林,2004年:《儒學心性概念的本體化——周濂溪對于宋明理學的開創之功》,載《北京師范年夜包養價格ptt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
 
[8]牟宗三,1999年:《心體與性體》上冊,上海古籍出書社。
 包養金額
[9]向世陵,2015年:《宋代經學哲學研討·基礎理論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書社。
 
[10]余英時,2011年:《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年夜夫政治文明的研討》,三聯書店。
 
[11]朱熹,1983年:《四書包養心得章句集注》,中華書局。
 
[12]《朱子全書》,2002年,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

 

責任編輯:近復

 


已發佈

分類:

作者:

標籤:

留言

發佈留言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 必填欄位標示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