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裁斷與統系：東漢經學一統年夜勢中的許慎經學
作者：孟琢（北京師范年夜學文學院、風俗典籍文字研討中間、中國文字收拾與規范研討中間）
來源：《中山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6期
摘要：許慎是東漢經學一統年夜勢中的關鍵人物。作為東漢經學的坐標，《白虎通》是來自廟堂的經學一統，代表了以今文經學為主體的通學形態，體現為聲訓正名、經說裁斷、天人統系三個層面的經學任務。《五經異義》承續了《白虎通》的一統標的目的，裁定經說、融通今古，代表了來自儒林的、基于古文經學的經學一統。《說文解字》繼之而作，與《白虎通》周全呼應，代表了許慎經學的完備形態。它自形訓以經學正名、據漢字以裁斷經說，通過漢字系統構建六合人次序，體現出許慎融通小學、經學的宏闊格式。
若何重建經學的統一性，這是東漢經學面對的最基礎問題。西漢宣、元以降，隨著博士章句與經今古文之爭的興起，各家經說異端蜂出，出現了決裂、混亂與紛爭的經學局勢。針對這一危機，劉歆秉承劉向之通學格式，以曠世之才樹立貫通天人古今的經學體系，試圖從頭實現經學一統。隨著王莽的敏捷塌臺，劉歆的經學殿堂亦灰飛煙滅。盡管這般，其經學仍深入影響了東漢經學的整體標的目的。東漢王朝倡導通經之學，鼎力奉行統一經學的文明政策，構成了尚通務博的廟堂學風。東漢學者刪減章句、倡導通學，不斷衝破博士家法的壟斷，涌現出一大量貫通群經、兼賅今古的博學之士，為經學一統奠基了學術基礎。根據傳統的經學史敘事，鄭玄完成了經學一統，具有截斷眾流的歷史位置。事實上，鄭玄與東漢經學淵源甚深，他是經學一統的延續者與集成者，而不是由決裂到統一的扭轉者。在鄭玄之前，無論賈逵、馬融還是許慎、何休，都可以納進經學一統的整體脈絡。
在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脈絡中，許慎是一個至為關鍵的人物。清代以來，學者對許慎經學進行了深刻研討。一方面，清人對《五經異義》（后簡稱《異義》）輯佚、疏證，以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最為卓越。在此基礎上，古人探討了《異義》的學術特點、經學流別與政治內涵。另一方面，清人從小學角度發掘《說文解字》（后簡稱《說文》）與五經的釋義關聯，集中考核《說文》“引經”中的經學派別與字用現象，約有四十余家著作傳世。在現代學術史上，馬宗霍、黃永武等學者周全推進了《說文》“引經”之學，將其與《說文》編纂規律相結合。盡管後人獲得了豐碩結果，許慎經學的研討仍有充足的拓展空間：起首，對《異義》的探討側重于經今古文之爭，相對疏忽了它與《白虎通》在重建經學一統上的學術個性。其次，《說文》經學研討集中在“書證”與“引經”層面，對《說文》經學整體理路的掌握有所缺乏。最后，在現代學科體系中，《異義》與《說文》分屬于分歧學科領域，研討者對二者之間的經學關聯也缺少融會貫通式的闡發。正因這般，本文旨在東漢經學的一統趨勢中，以《白虎通》為歷史坐標，對《異義》與《說文》進行貫通考核，由此深刻掌握許慎經學的理路、特質與歷史意義，推動兩漢經學史研討的新發展。
一、經學的坐標：《白虎通》與許慎經學
探討許慎的經學，要從《異義》與《白虎通》的經學淵源說起。無論學派差異還是尋求經學一統的個性，《白虎通》都是懂得許慎經學的關鍵坐標。關于白虎觀會議的目標以及《白虎通》的性質，學者安身經今古文之爭的角度，多數認為《白虎通》是今文經學的集年夜成者，少數認為它傾向于古文經學，也有人認為它是今古文經學的會通之作【1】。此中郜積意的觀點值得重視，他認為今古文之爭并非白虎觀會議的重要議題，而是通過引進古文經說“為師法間的不合供給一種來自章句之外的解決途徑，它展現著東漢經學欲尋求衝破章句之弊的調整姿態”【2】。我們認為，《白虎通》不是今古文之爭的產物，而是東漢王朝敉平師法章句帶來的經學決裂，自通學以重建經學一統的中間環節。章句本為注經之體例，根據錢穆、戴君仁、林慶彰等學者的研討，漢儒想要立為博士，必須樹立起獨立的學說體系來應對論難，由此發展出日益繁瑣的章句之學，極年夜地強化了博士經學門戶。西漢后期以來，繁瑣章句與經說異義導致了經學的決裂危機，想要重建經學一統，必須刪減章句、裁斷異義，衝破博士門戶以倡導通學，這是東漢經學政策的基礎導向。光武帝招攬博學之士，于中元元年（56）下詔刪減章句；漢明帝永平元年（58），樊儵再度建議刪減章句，“以讖記正五經異說”【3】。樊鯈為《公羊》學者，可見今文經學亦采取了刪減章句的態度，與古文經學的一貫立場相合。建初四年（79），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即承光武、明帝之經學政策而來。《使諸儒共正經義詔》曰：
漢承暴秦，褒顯儒術，樹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后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天子以為往圣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年夜、小夏侯《尚書》，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年齡》，年夜、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鯈奏言，先帝年夜業，當以時實施。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后漢書·章帝紀》）【4】
這份詔書具有三重內涵：起首，章帝回顧了武帝、宣帝以來博士軌制的沿革，強調“尊廣道藝”的經學政策。武帝設立五經博士，不僅鼓勵專經之學的獨立發展，更在整體上樹立起囊括群經的通學格式。宣帝增立博士，對各家師法兼包養網排名收并蓄，亦遵守這一原則。到了劉歆爭立古文經學，也采取“增而不廢”的經學態度，故哀帝認為其“欲廣道術”而不是“非毀先帝所立”【5】。這種“扶進微學，尊廣道藝”的政策包養標的目的，體現出兩漢博士軌制內在的通學精力，與西漢后期的博士門戶構成了鮮明差異。以今律古，這就像只要充足增設一級學科，才幹更好地建設“綜合性年夜學”一樣。白虎觀會議的參加者以今文為主，兼及古文。如丁鴻、桓郁為今文《尚書》學，魯恭、魏應為魯《詩》學，楊終、李育、樓看為《公羊》學，賈逵、班固為古文經學而兼通群經，恰是這種通學格式的體現。其次，博士門戶與繁瑣章句互為表里，想要衝破門戶、鼓勵通學，必須對章句之學進行刪削、改革，這也是光武帝、明帝以來一貫的經學政策。參加白虎觀會議的學者，無論今文、古文，皆有自覺的“反章句”意識。包養行情作為會議的倡議者，楊終對章句的態度尤為劇烈。“方明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年夜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后世則。”【6】重建經學“年夜體”是白虎觀會議的重要動機，年夜體、年夜義與章句的對立，更是通學與專經的基礎區別。楊終為今文學者，因事系獄，班固、賈逵以其“深曉《年齡》，學多異聞”上表請之，出獄后即參加白虎觀會議，尤可見今古文經學在“減省章句”上的聯合之勢。最后，博士門戶導致經說歧異，想要統一經學必須要對其加以裁定，這是“使諸儒共正經義”的意圖地點。在白虎觀會議上，魏應承制提問，諸儒圍繞五經異同展開辯論，得出結論后由淳于恭覆奏，再由章帝親自定論，體現出經說裁斷的權威性。
倡導通學、刪減章句、裁斷經說，它們配合構成了白虎觀會議統一經學的焦點主題。自通學而言，《白虎通》廣引群經，包含《詩》類69條、《尚書》及傳84條、《禮》類174條、《易》類23條、《年齡》經傳108條、《論語》63條、《孝經》9條、《爾雅》2條，各類緯書33條【7】。這種廣引經緯、不拘一家的格式，體現出典範的通學氣象。在此基礎上，它重要進行了三方面的任務——正名、裁斷與統系。
起首，《白虎通》以聲訓為重要方法，對以禮樂軌制為主體的政治概念進行正名說解。先秦以來的正名思惟對中國訓詁學影響深遠，作為一種訓詁方式，聲訓對名實關系的解釋不僅提醒語言意義上的定名理據，更在義理層面展現名實結合的必定性，由此建構廣博縝密的“名”的次序。在兩漢經學中，董仲舒將正名與天道、年夜義融會貫通，認為這是《年齡》學的主要方式。“名者，年夜理之首章也……長短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六合，六合為名號之年夜義也。”“《年齡》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掉秋毫之末。”【8】通過這一系列闡釋，正名成為建構經學次序的起點。《年齡繁露》以“平易近之所往”解釋“王”道，以“不掉其群”解釋“君”道，以“事”解“士”，以“瞑”解“平易近”，都是典範的義理聲訓。《白虎通》是兩漢聲訓的集年夜成者，周全接收了西漢以來的義理聲訓，并根據陰陽五行體系對其加以遴選、改革。“《白虎通》一書有聲訓363條，觸及典章軌制、社會生涯、倫理品德等各個方面。這些聲訓年夜部門不合適音近義通的規律，而是以聲音為手腕闡述義理，即義理聲訓。”【9】聲訓是《白虎通》說解經義的起點，以此實現了系統性的經學正名。
其次，《白虎通》對各家經說異義加以裁斷，以今文經說為主，兼采古文。自石渠會議以來，經說歧異成為兩漢經學統一的嚴重障礙。根據《異義》記載，《白虎通》中“皇帝爵稱”“社稷名實”“皇帝三公”“諸侯繼世”“圣人無父”“四時之天”“皇帝親迎”“皇帝駕數”“五臟”“九族”等命題，在今古文經學之間以及今文經學內部都有分歧觀點。這些差異在《白虎通》中并未體現，這恰是經學裁斷的結果。根據《白虎通》的體例，起首對分歧的經學命題進行設問，然后聲訓正名、給出定解，繼而廣引群經以為證明。由于章帝親自裁斷，這讓《白虎通》具有了高度的權威性，它既不羅列各家經說，更不泥于某家之論，而是采取“定則定矣”的編寫形式包養，體現出統一異義的經學氣魄。此外，《白虎通》包養網中多引緯書為證，亦反應出“以讖記正五經異說”的時代風氣。
最后，在正名與裁斷的過程中，《白虎通》建構起龐年夜的天人體系，將董仲舒以來的天人之道發揮至極。在兩漢經學史上，董仲舒把對年夜道的根究拓展到天人古今的宏闊視域，只要樹立起貫通天人、囊括古今的經學次序，才算徹底掌握了“道”之地點。自此以來，“漢道”的關鍵在于天人次序，無論是“承天序、惟稽古”的國家意識形態，還是從劉向、劉歆到許慎、鄭玄的兩漢通學，都與這一經學形式密不成分。《白虎通》亦不破例，諸儒依據陰陽五行之理，參之以讖緯之義，將天干、地支、律呂、四時、五方、五聲、五帝、五神、五精、十仲春、八音、五性、五臟、五色、五候、五府、六情、五諫、五瑞、五祀、五臭、五經等類比統合，展現出集年夜成式的天人次序。正如任繼愈所言：“經學是一個時代思潮。假如說董仲舒是這個思潮的起點，《白虎通》則是這個思潮的頂峰。”【10】基于陰陽五行的天人之道始終位于兩漢思惟的中間地帶，這是《白虎通》構建經學一統的最基礎理路。
正名、裁斷與統系三個層面緊密相扣，匯聚為《白虎通》倡導通學、重建一統的經學標的目的，這是章帝奉行的經學統一運動的中間環節。白虎觀會議之后，章帝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谷梁》《左氏年齡》，雖不立學官，亦予以重用，這是對“扶進微學，尊廣道藝”的進一個步驟落實。元和年間，章帝欲統一禮樂軌制，命曹褒統領其事，“順序禮事，依準舊典，包養網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皇帝至于庶人冠婚吉兇終始軌制”【11】。惜天不假年，章帝不久往世，這一構想未能實現包養。從光武、明帝的倡導通學，到章帝開啟的經學統一運動，東漢王朝的經學政策連貫不息，奠基了經學一統的整體標的目的。與此同時，這種“經學年夜會”的形式很難達到預期，《白虎通》統一經學的盡力并未實現。究其緣由，約有三端：其一，《白虎通》雖然樹立起龐年夜的經學體系，但成書倉促，多有混亂雜糅之處，難免會引發新的爭論。其二，經學的統一不僅依附權威裁斷，更需求深刻有用的學術論證。作為章帝親裁的產物，《白虎通》疏忽了具體的經學論辯，對各家觀點不加引述便直接給出標準經說。在東漢平易近間經學特別是古文經學興盛的佈景下，來自廟堂的強勢裁斷未必能獲得充足的學術認同。其三，在經學史上，經學一統的重建往往伴隨著焦點經典的轉移與闡釋，為重建經學次序供給新的依據；劉歆轉向《周易》中間，鄭玄轉向《周禮》中間，都是此中的典範案例。《白虎通》缺少這樣一個深入的過程，也就難以實現對經學異義的徹底整合。在白虎觀會議之后，東漢經學依舊聚訟紛紜。可以說，這是一次“夭折”了的經學統一，它自上而下地推動了東漢的通學風氣，但并未實現經學一統的歷史任務。
盡管這般，《白虎通》對許慎經學的影響依然至為深遠。無論《異義》中的經學裁斷，還是《說文》中的形訓正名、以字正經，亦或是許慎建構貫通六合人的經學次序，都有《白虎通》揮之不往的影子。許慎經學當然有以平易近間古文經學挑戰廟堂今文經學的一面，但他對重建經學一統的孜孜尋求，更與后者構成了深入的歷史個性。
二、一統的大志：《五經異義》的經學特點
《異義》為許慎早年所作，這是一部“大志勃勃”的經學著作。《異義》與《白虎通》一脈相承，白虎觀會議舉辦于章帝建初四年（79），《異義》的成書時間說法紛歧，如陶方琦認為它作于建初四年【12】，高超認為它作于建初四年至建初八年（83）之間【13】，諸可寶認為它作于章帝章和二年（88）【14】，張震澤認為它作于安帝永初五年（111）【15】，程元敏認為它作于安帝建光元年（121）【16】。無論若何，二者相隔至少不過四十余年。作為東漢經學的中間事務，白虎觀會議具有嚴重的學術影響。這場年夜會匯聚了賈逵、李育、班固等第一流的經學年夜師，并由皇帝親自裁定，在中國歷史上都難以找到類似規模的經學活動。會議召開不久，許慎即從賈逵求學，作為一個不到三十歲的青年，很難不遭到這樣一場聲勢浩蕩的學術事務的影響。根據《隋書·經籍志》的分類，漢代經學有兩種基礎類型——五經總義與分經注解，《白虎通》與《異義》皆為前者。許慎受學于賈逵，為馬融所推許，賈、馬二人皆遍注群經，許慎包養則選擇撰寫五經總義而未有經注之作，足見《白虎通》對其影響之深。令人沉思的是，面對《白虎通》的廟堂權威，許慎并沒有太多地追隨與逢迎。《異義》既是對《白虎通》的經學挑戰，更是基于古文經學的、重建經學一統的新嘗試。
自挑戰而言，《異義》的體例、內容和《白虎通》皆有分歧，具有鮮明的平易近間古文經學特點。例如：
皇帝者，爵稱也。爵所以稱皇帝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皇帝，上法斗極。”《鉤命決》曰：“皇帝，爵稱也。”（《白虎通》）【17】
皇帝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皇帝，爵號，三也；年夜君者，興風行異，四也；年夜人者，圣人德備，五也。是皇帝有爵。古《周禮》說，皇帝無爵，同號于天，何爵之有？謹案：《年齡左氏》云：“施于蠻夷稱皇帝，施于諸夏稱天王，施于京師稱王。”知皇帝非爵稱，從古《周禮》義。（《異義》）【18】
在體例上，《白虎通》由章帝親裁包養網，采取了“定則定矣”的編寫方法，不加引述而直接裁斷。許慎其時尚未出仕，屬于平易近間學者，故不徑加裁定，而是先徵引今古文經學的各家之說，再以“謹案”斷以己意。在分歧的編纂方法中，體現出包養廟堂學術與平易近間學術的奧妙差異。在內容上，《白虎通》取今文之說，多引緯書為證，具有“以讖緯定經義”的特點；《異義》取古文之說，博引經典為證，展現出群經互證的通學格式。關于這些差異，學者多認為是今古文之爭的表現。程元敏指出：“（《異義》）分別今文說、古文說，而案斷多取古文說，是顯然與《白虎通》——官書讎立。上距班孟堅撰集《白虎通義》四十有一年矣。遂揭開又一次今古文爭之尾聲。”【19】這樣的觀點是頗具代表性的。
我們認為，《異義》與《白虎通》具有鮮明差異，但差異能否等于斗爭，這自己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在辨析差異的同時，更要看到二者之間的經學個性——它們都是對經說歧異的裁斷，指向了經學一統的總目標。《異義》雖以古文經說為主，但對今文經學人并無敵對之意，而是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評議、征引與調和，體現出廣闊的通學氣象。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起首，《異義》的經學裁斷并未依從某一經學門戶，而是兼收并蓄、擇善而取，這自己就是對經學門戶的衝破。在《異義》中，許慎征引了《易》孟、京說、古《尚書》說、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古《毛詩》說、今《詩》韓、魯說、古《周禮》說、今《禮》戴說、古《年齡》左氏說、今《年齡》公羊說、古《孝經》說、今《孝經》說等，足見其經學博洽。其次，《異義》雖以古文為主，亦多有取用今文經學之處。如“子不得爵命怙恃”“卿年夜夫不得世位”“年六十歸兵”“九族不得但施于同姓”“皇帝駕六”等命題，《白虎通》為今文說，《異義》兼引今古文而以今包養文為是，更見其不拘門戶。最后，許慎基于通學立場，對今古文經學進行了一種“歷史主義”式的調和，將經說差異納進三代異制的歷史縱深。以諸侯朝聘為例，《異義》：“《公羊》說：諸侯近年一小聘，三年一年夜聘，五年一朝皇帝。《左氏》說：十包養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分歧物’，明古今異說。”【20】《公羊》《左傳》對朝聘軌制說各分歧，許慎并未嚴斷長短、往此取彼，而是將其分疏為虞、夏、周三代之制。這種將今古文經說納進先王之道的歷史縱深，以“多元的圣人之法”調和經學牴觸的思緒，在《異義》之中并非孤例，對鄭玄經學產生了深遠影響【21】。
《白虎通》與《異義》互有異同，在東漢經學一統的歷史趨勢中，我們可以更為深刻地輿解二者的經學差異。前者是來自廟堂的、基于今文立場的經學一統，后者是來自儒林的、基于古文立場的經學一統。即便二者隱然有相爭之意，所爭亦不在經本經說、博士利祿，而在孰能再度實現經學一統。《異義》與《白虎通》在裁斷經說、融通今古的經學標的目的上高度分歧，體現出東漢經學一統年夜勢中今古文經學充滿張力的共鳴。那些認為許慎對今文經學“憤世嫉俗”、具有難以調和的“斗爭精力”的觀點，生怕難以涵蓋許慎經學的全貌。跳出對立式的學術思維，我們看到，許慎的學術氣魄不在于對今文經學的周全對抗，而在以士人之身擔當經學一統的文明任務。之所以說《異義》是一部“大志勃勃”的經學著作，事理正在于此。深言之，這一大志壯志可以上溯至孔子。《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年齡》作……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22】又引孔子之言曰：“知我者其惟《年齡》乎！罪我者其惟《年齡》乎！”【23】《年齡》為孔子素王之道，東漢后期平易近間經學的勃興，深入繼承了孔子這一精力。無論許慎裁斷經學，還是何休構建“張三世”“存三統”的歷史哲學，抑或是鄭玄以《周禮》樹立霸道幻想，都在平易近間經學中寄寓了“平全國”的高尚幻想。東漢后期經學的“素王”意識，在中國經學史上具有最基礎性的影響。
當然，《異義》也有其內在缺點，就像《白虎通》統一經學的盡力最終“夭折”一樣，《異義》也不是一部勝利的定論之作。許慎與《白虎通》分歧，鄭玄亦與許慎分歧——無論是今文還是古文立場，這種“經說裁斷”的方法都難以敉平聚訟，反而會引發進一個步驟的異說紛紜。究其緣由，在于它缺少一種堅實的學術依據，來樹立起完全、深入而統一的經學體系。正如陳澧所言：“許叔重《異義》之學，有分歧而無宗主。”【24】那么，許慎可否戰勝這一缺點，在兩漢經學的一統之道上更進一個步驟呢包養網？這是我們接下來需求答覆的問題。
三、文字與經學：《說文解字》的經學內涵
對許慎經學的根究，最終指向了對《說文》經學內涵的懂得。《說文》雖為小學專書，但小學與經學之間本來就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許慎世稱“五經無雙”，《說文》周全接收了兩漢經學中的用字、訓詁與經說，具有廣闊的經學視域。《說文敘》強調“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25】，認為文字具有基礎性的經學意義，是經典解釋與霸道次序的雙重基點。在《異義》之后，許慎窮盡畢生精神創制《說文》，這生怕不是語言學意義上的“編字典”那么簡單。《異義》與《說文》的精力傳承安在？《說文》若何體現許慎經學的大志壯志？這都是必須沉思的問題。我們認為，許慎由經學走向小學，其包養焦點意圖恰是要以漢字為基礎進一個步驟實現經學的統一性。這表現為三個層面：
起首，貫通群經是經學一統的學術條件，《說文》繼承了《異義》以古文本位而兼取今文的經學立場，展現出博洽群經、囊括今古的通學格式。許慎少時“博學經籍”，兼通今古文學，其后受學于賈逵，周全繼承古文之學。《說文敘》：“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年齡》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25】諸家皆為古文，唯有孟氏《易》的經學歸屬頗有爭議。如劉師培認為“孟氏”為“費氏”之誤，王國維認為此為許慎“牽率書之”，馬宗霍、楊樹達以孟《易》為古文，其說皆缺乏守信【26】。葉國良指出，孟氏《易》當為今文，許慎之所以不取古文費氏《易》，是因為費氏僅僅根據《彖》《象》《系辭》等解說經文年夜意，缺少對《周易包養》的訓詁說解，無法滿足《說文》“引經解字”的需求【27】，這一解釋更為可托。孟氏《易》確為今文，足見許慎之通學氣象。此外，《說文》引通人說中亦可見其立場。許慎博采通人凡32家，此中漢人29家，征引最多者為司馬相如（11例）、揚雄（13例）、杜林（17例）、賈逵（17例）4人。司馬相如為小學家，揚雄為今文經學及小學家，杜林為古文經學及小學家，賈逵為古文經學，兼通今文。在四人之外，另有小學2人（爰禮、王育），古文經學5人（桑欽、劉歆、班固、衛宏、徐巡），今文經學5人（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歐陽喬【28】、劉向），學派不明者13人（淮南王、宋弘、傅毅、張林、譚長、官溥、尹彤、黃顥、莊都、張徹、周盛、寧嚴、逯安）。我們看到，許慎“博問通人”的范圍極廣，包含了一批未見于史籍的漢代學者。自征包養引比重而言，以小學與古文經學為宗，多引司馬相如、揚雄、賈逵、杜林之說；自征惹人數而言，古文與今文不分軒輊，僅多出2人罷了。需求留意的是，董仲舒、劉向、揚雄為今文經學，劉歆、班固、賈逵為古文經學，與此同時，他們還是兩漢通學傳統中的焦點人物，更可見《說文》的“通人觀”衝破了今古文經學的領域。
安身古文以樹立通學，包養因通包養學而不拘于今古文領域，從而對今文經學兼收并蓄，這是許慎經學的內在邏輯。《說文》對今文經學的接收，重要表現在經本、經說兩個層面【29】。自經本而言，許慎根據形義統一原則，收取今文用字以為本字。在毛《詩》與三家《詩》的對比中，《說文》或以三家《詩》為正篆本字，不取毛《詩》；或以三家《詩》為正篆本字，別收毛《詩》為記錄其他詞義之本字；或以三家《詩》為正篆本字，以毛《詩》為重文；或以三家《詩》為引經中之本字。“許書雖《詩》稱毛氏，而實亦兼采三家，其取舍之道，則以本字本義為依歸者也。”【30】自經說而言，兩漢經學為《說文》釋義供給了堅實基礎。許慎不單接收了毛亨、孔安國、鄭眾、賈逵等人的古文經注，也充足參考了《白虎通》、孟氏《易》、魯《詩》、韓《詩》、歐陽《尚書》《公羊傳》《谷梁傳》、今文《孝經》中的今文經說，展現出廣博的通學格式。
其次，《說文》以小篆字形為依據，對九千多個漢字進行形義統一的形訓說解，此中包含大批的經典用字與思惟概念。與《白虎通》義理聲訓一樣，《說文》形訓也是一種體系性的經學正名。在漢人眼中，“名”既指語言，亦指文字。《論語》“必也正名乎”鄭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當代曰字。”【31】正因這般，根究漢語音義理據的聲訓與根究漢字形義理據的形訓，都具有了正名的意味。許慎是漢代形訓的集成者與規范者，《說文》形訓體現出雙重之“正”——既以小篆正隸書之名，亦以漢字正聲訓之名。
自前者而言，許慎據小篆說解字義，無力批評了自隸書妄說字義的現象。以對“水”的說解為例，《年齡元命苞》：“水之為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為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路也。”【32】緯書根據隸書說解字義，把“水”的擺佈筆畫釋為兩個相對的人形，二人交合，中間一豎是“中出者為水”。《說文》根據小篆說解字義，《水部》：“水，準也。南方之行，象眾水并流，中有微陽之氣也。”小篆之體現出“水”的造字之意，它是“眾水并流”的象形，遠較緯書之說可托。在此基包養平台推薦礎上，許慎根據坎卦之象將“水”中間一筆釋為“微陽之氣”，更體現出字理與義理的貫通。以小篆正隸書之名，意味著古文經學對今文經學的挑戰。《說文敘》：“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曰長、人持十為斗、蟲者屈中也……皆分歧孔氏古文，謬于史籀。陋儒啚夫，玩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33】此處“諸生”“陋儒”指今文博士之學，“通學”指尊尚博學的古文經學，許慎對今文經學的批駁最終指向了“通學”的宏闊境界。
自后者而言，《說文》以小篆形體為據，對兩漢聲訓進行了接收與改革。聲訓是經學正名的主要方式，《說文》中亦有大批聲訓，共計882例。值得留意的是，《說文》聲訓對音義關系的闡明，以漢字形義為最終權衡標準。以“君”為例，或訓為“群”，或訓為“原（源）”，或訓為“元”，或訓為“權”，或訓為“溫”，此中以“君，群也”最具代表性，《荀子》《逸周書》《呂氏年齡》《年齡繁露》《韓詩外傳》《白虎通》皆從其說，認為“君”的名義在于群聚萬平易近。許慎獨樹一幟，聲訓為“尊”。《口部》：“君，尊也。從尹。發號，故從口。”這一訓釋與漢字字意密不成分：“君”是由尹、口組成的會意字，“尹”為把握政權之尊者，“口”為發號施令之行為，《說文》聲訓遭到了字意的框定與影響。這種自文字以裁斷聲訓的思緒，涵蓋了《說文》小篆中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的分歧類型。正如董婧宸所言：“《說文》聲訓有著極為特別的形訓特點——無論是對單個詞的部分推源、系源，還是整體性的音義關系的闡明，《說文》的聲訓都以文獻的本字本義為依據，具有闡明音義來源、說解小篆構意的雙重感化。”【34】在經學視域中，從《白虎通》的聲訓為本到《說文》的形訓為本，不僅是訓詁方式的改變，更是正名機制的轉型。正名是經學世界的基礎，這意味《說文》從最基礎上改變了《白虎通》代表的今文經學的名實次序。這種帶有“反動性”的正名轉型，延續了《異義》的經學幻想——無論是對今文經學的挑戰，還是對經學次序的重構，《說文》也是一部“大志勃勃”的作品。
通過《說文》形訓，許慎構建起“本字—本義”的說解體系。由于《說文》與經學的緊密關聯，這一體系也是“漢字—經義”的整體次序。五經文獻多有假借，字詞關系復雜多變，《說文》則樹立起形義之間的密合關系，讓經典詞義必得其本字。如《書·盤庚》：“弔由靈。”《尚書今古文注疏》：“弔者，《釋詁》云：‘至也。’《說文》作，解同。”【35】“弔”有“至”義，故《說文》以從辵之“”為本字，類似現象極為常見。形義統一是《說文》釋義的第一原則，此中蘊含著“以字正經”的經學理路。通過系統性的形訓說解，許慎將兩漢經注、經說納進了以漢字為樞紐的體系之中。值得留意的是，《說文》中的一些形訓也由此具備了經學裁斷的特點。以“社、稷”為例，今文經學以“社”為土神，以“稷”為五谷之長而為谷神；古文經學以“社”為共工之子句龍，為上公；“稷”為列山氏之子，周棄亦曾為之。《異義》從古文，《說文》從今文，并引《年齡傳》以兼存包養網其說。《示部》：“社，田主也。從示土。《年齡傳包養網》曰：共工之子句龍為社神。”《禾部》：“稷，也，五谷之長。從禾畟聲。”《說文》之說是形義統一原則的產物，社字從土，故為土神，稷字從禾，故為谷神，體現出據形裁斷的特點。對于許慎經說的前后差異，段玉裁認為《異義》早出，《說文》當為“暮年定論”【36】。我們認為，《說文》之所以能成為“定論”，不僅在于成書遲包養網比較早，更在學術理路之分歧。前文指出，《異義》缺少一種堅實的、體系性的學術依據，《說文》則以漢字的形義統一為基礎，衝破了《異義》裁斷經說的方法，樹立起“以字正經”的新理路。作為人文世界的源頭，無論漢字的根源性、表意性還是體系性，都為許慎會通形義、整齊經說，從而樹立貫通六合人的一統次序供給了主要支撐。
最后，就像《白虎通》建構龐年夜的天人統系一樣，在《說文》小篆的形義體系中，也蘊含著貫通天人、囊括萬類的經學次序。這一次序深受《周易》象數之影響。前文談到《說文》取孟氏《易》的問題，我們認為，除了滿足許慎“引經解字”的需求之外，孟氏《易》更為《說文》供給了最基礎性的思惟參照。孟氏《易》的基礎精力在于通過卦爻與歷法的結合，從頭融通天人之義。這種將陰陽、卦象、爻變、律歷、蓍數、占卜融匯一爐的《易》理建構，深入回應了兩漢經學建構天人一統的慷慨向包養網。從孟喜、京房以《易》卦統攝律歷，到劉歆自《周易》建構天人古今次序，構成了經學一統的《易》學脈絡。這一脈絡對許慎產生了主要影響，為安身漢字樹立六合人次序供給了學理基礎。可以說，這是《說文》取孟氏《易》的最基礎緣由。
在《說文》中，許慎以部首統攝眾多漢字，此中基礎性的獨體部首——“文”，重要是由象形字組成的，具有與《易》象高度類似的人文符號特點。“象”是《周易》哲學的最基礎范疇，圣人在眾多物象中提取卦爻符號，代表六合萬物中的基礎現象。這是萬物天生的根源性環節，它不斷“引而伸之”，以重卦的方法代表世間萬類，成為了掌握宇宙規律的樞紐。正如馮友蘭所言：“《易》之為書，即所以將宇宙諸事物及其發展變化之公例，以簡明之象征，摹擬之，代表之，以便人之取法。《易》之一書，即宇宙全體之一縮影也。”【37】在許慎看來，文字的創制規律與《易》卦如出一轍。“文者，物象之本”，造字是從物象中提取字象的過程。《說文敘》說：“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38】這既是畫卦取象之法，也是漢字取象的基礎機制。《說文》部首與《易》象的符號個性，讓它們具有了意象性、根源性、統攝性的特點，不僅展現出小篆構形系統的客觀規律，更成為建構貫通六合人的經學次序的樞紐。在《說文》部首結構中，以“一、上、示”為首，代表天道；以“人、、匕、從、比”為中，代表人性；以“二、土、垚、堇、里”為殿，代表隧道，展現出六合人的整體框架。《說文》部首“始一終亥”，一為六合萬物之始，亥為天干地支之終，“亥而生子，復從一路”，此中蘊含著面向未來的生生不息。這種天生循環的內在規律，亦與《周易》始“乾元”而終“未濟”的生生之道相合。《說文》共有540部，540是9×6×10的結果。九為陽數之極，六為陰數之極，十為全數。部首不僅有“象”的內涵，更體現出“數”的意義，呈現出包羅萬象、次序井然的世界圖景。可以說，《說文》對經學一統的新嘗試，最終體現在許慎對漢字部首體系的收拾與建構之中。
總之，《說文》以小學的方法，對東漢經學重建一統的最基礎問題進行回應。假如說《異義》的經說裁斷缺少“宗主”的話，在《說文》中，漢字就是許慎經學的新的“宗主”。許慎衝破了《異義》的經學形式，通過系統性的形訓正名開啟了“以字正經”的新路徑，展現出基于文字系統的六合人次序。在這一意義上，《說文》代表了許慎經學的完備形態。
結論：許慎的經學史定位
安身東漢經學的一統年夜勢，我們對許慎經學進行了貫通考核，展現出《異義》與《說文》以經學正名、經說裁斷、天人統系為基礎框架的經學世界。可以說，許慎經學體現出小學與經學的統一性，對它的深刻懂得，也意味著對小學與經學既有研討形式的衝破。
自小學而言，《說文》與《異義》長期被劃進分歧的學科領域，學界對許慎經學的關注集中于后者。《異義》并非完璧，無限的輯佚資料無法展現許慎經學的全貌。與此同時，《說文》是字書而非經注，其經學內涵是一種“間接性”的展現，學界重要從語言文字角度探討《說文》與五經的釋義關聯，相關經學研討聚焦于“引經”體例，對《說文》經學的整體理路缺少深刻懂得。《異義》與《說文》的分歧待遇，折射出現代學科劃分給經學研討帶來的影響與窘境。當經學年夜廈被拆解為分歧類型學術質料，再依照現代學術的設計圖從頭組構時，不僅導致了文獻歸屬上的限制，也帶來了文獻內涵的掩蔽。隨著《說文》徹底的“語言文字學化”，許慎經學包養網的研討也墮入了停滯狀態。想要改變這一現狀，必須衝破學科領域的限制，將許慎之學作為一個前后連貫的整體，納進兩漢“經學—小學”的緊密關聯中進行綜合考核。《異義》與《說文》構成了許慎完全的學術世界，在經學與小學的聯動中，它們指向了經包養網學一統的總體標的目的。
自經學而言，許慎歷來被視為經今古文之爭的代表人物，“《說文解字》的編成，正顯示古文經學有堅實的基礎，無力量排擠今文經學”【39】。這種觀點提醒了許慎與今文經學的差異性，但由于過于強調二者的對立，也相對疏忽了他博洽群經、兼收并蓄的通學格式。在兩漢經學一統的新視域中，我們看到了許慎與今文經學的基礎個性。《白虎通》是來自廟堂的經學一統，在貫通群經的基礎上，通過正名、裁斷與統系三個層面的任務來統一經學。無論是它開啟的經學標的目的，還是供給的經學框架，都對許慎甚至東漢經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在《白虎通》之后，許慎安身平易近間古文經學，繼續回應若何重建經學一統的問題，彰顯出“丘竊取之”的自負與擔當。《異義》以古文為主進行經說裁斷，這是與《白虎通》的直接對話；《說文》在小學字書中展現形訓正名、以字正經、建構體系的經學內涵，更是對《白虎通》的周全呼應。小學與經學本就密不成分，《說文》則徹底實現了二者的統合。當然，許慎經學也有缺乏之處——《異義》導致了進一個步驟的經學聚訟；《說文》僅憑漢字難以裁定兩漢經說中的復雜現象，皇帝是六駕還是四駕，圣人是有父還是無父，這些問題都不是漢字所能解決的；在整體上，漢字次序亦難免與經學次序相隔一間。某種意義上，鄭玄經學恰是對許慎經學的繼承與揚棄。他接收了許慎經學的小學基礎與古文本位，不僅有《六藝論》《駁五經異義》這樣的五經總義之作，更以《周禮》為中間遍注群經，完成了焦點經典的轉移與再闡釋。“以禮統經”和“以字正經”比擬，具有更強的經學統攝力。盡管許鄭之學多有分歧，但在倡導通學、安身平易近間、重歸一統的總體標的目的上又高度分歧。可以說，許慎不愧為東漢以士人成分統一經學的前驅。在東漢經學的一統年夜勢中，展現出一條揚棄了經今古文之爭的、具有深入個性的經學史脈絡。在這一脈絡中，許慎上承賈逵，下啟鄭玄，他不僅是篤守古文經學的年夜儒，更是兩漢經學由決裂到一統、由廟堂到平易近間的歷史趨勢中的焦點人物。
注釋
1相關綜述參見劉青松：《包養〈白虎通〉義理聲訓研討》，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4-5頁。
2郜積意：《宣、章二帝與兩漢章句學的興衰》，《漢學研討》2007年第1期。
3范曄：《后漢書》卷32，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122頁。
4范曄：《后漢書》卷3，第137-138頁。
5班固：《漢書》卷36，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972頁。
6范曄：《后漢書》卷48，第1599頁。
7 參見張廣保：《〈白虎通義〉軌制化經學的主體思惟》，姜廣輝主編：《經學今詮三編》，沈陽：遼寧教導出書社，2002年，第301頁。
8 董仲舒撰，蘇包養網輿義包養網證：《年齡繁露義證》卷10，北京：包養中華書局，1992年，第285、293頁。
9 劉青松：《〈白虎通〉義理聲訓研討》，第3頁。
10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北京：國民出書社，1985年，第472頁。
11 范曄：《后漢書》卷35，第1203頁。
12 陶方琦：《許君年表考》，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938頁。
13 高超：《許慎生平行跡考》，《高超文輯》，臺北：拂曉文明事業公司，1978年，第509頁。
14 諸可寶：《許君疑年錄》，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第963-964頁。
15 張震澤：《許慎年譜》，沈陽：遼寧年夜學出書社，1986年，第92頁。
16 程元敏：《漢經學史》，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394頁。
17 班固撰，陳立疏證：《白虎通疏證》卷1，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2頁。
18 許慎撰，陳壽祺疏包養證：《五經異義疏證》卷下，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98頁。
19 程元敏：《漢經學史》，第394頁。
20 許慎撰，陳壽祺疏證：《五經異義疏證》卷中，第164頁。
21 關于鄭玄經學中“圣人之法的多元化”，參見陳壁生：《經史之間的鄭玄》，《哲學研討》2020年第1期。
2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8，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95頁。
2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6，第272頁。
24 陳澧：《東塾讀書記》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2年，第254頁。
25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15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17,317頁。本文所引《說文》訓釋，皆取此本。
26 相關駁論參見黃永武：《許慎之經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第18-22頁。
27 葉國良：《論許慎經學的幾包養網個問題》，《中國經學》第8輯，桂林：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
28 據《段注》之說，歐陽喬即歐陽高，為今文歐陽《尚書》。
29 參見孟琢、尹夢：《〈說文解字〉取今文經學考》，《風俗典籍文字研討》第18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30 黃永武：《許慎之經學》，第357頁。
31 劉寶楠：《論語正義》卷16，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520-521頁。
32 趙在翰輯：《七緯（附論語讖）》卷24，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413頁。
33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15上，第317頁。
34 董婧宸：《〈說文解字〉聲訓與〈說文〉六書的形體剖析–論〈說文解字〉聲訓的形訓特點》，《風俗典籍文字研討》第21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說文》聲訓的數量統計亦參考此文。
35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40頁。
36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7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88年，第322頁。
37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96頁。
38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卷15上，第316頁。
39 范文瀾：《中國通史》第2冊，北京：國民出書社，1994年，第2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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