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中華文明的新形態與世界文明的新重心
作者：方朝暉（清華年夜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傳授）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
時間：孔子2566年暨耶穌2015年11月16日
【內容撮要】本文從文明心思的角度說明，中華平易近族不年夜能夠像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說的那樣，成為未來主導世界統一進程的平易近族。可是鑒于中國現有的規模，只需能把本身的問題真正解決好，就將成為未來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而可否建成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關鍵要看其今后可否在軌制、價值和崇奉等三方面建成一種新的文明形態。
1974年，在中國的“文革”還沒有任何退潮跡象的時候，有名英國學者湯因比（Arnold Joseph T教學場地oynbee，1889-1975）就曾對中國在未來世界統一進程中的感化表現了無與倫比的等待。這位20世紀東方最杰出的史學家之一這樣說道：
將來統一世界的大要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并且正因為中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任務的征兆，所以明天中國人活著界上才有令人驚嘆的權威。[①]生怕可以說恰是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世界並且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戰爭的命運。[②]中國人和東亞各平易近族一起配合，在被人們認為是不成缺乏和不成防止的人類統一的過程中，能夠要發揮主導感化。[③]世界統一是防止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平易近族中具有最充足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養了獨特思維方式的中華平易近族。[④]像明天高度評價中國的主要性，與其說是由于中國在現代史上比較短時期中所獲得的成績，毋寧說是由于認識到在這以前兩千年期間所樹立的效能和中華平易近族一向堅持下來的美德的緣故。[⑤]
聯系湯因比作為一名偉年夜的歷史學家，曾對過往6000年來地球上年夜多數重要文明的來源、興起、式微、解體作過深刻研討，我信任湯因比上述觀點不是出現一時興致所致，而是基于對人類數千年文明史的整體研討。那么，為什么湯因比師長教師對中國在未來世界的感化寄予這般高的希冀呢？仔細研讀其書可知，他認為人類未來防止自我毀滅的獨一途徑在于政治統一，而在這方面，中國有著最為勝利的經驗。他說，過往五百年間東方人雖然在經濟和技術上、甚至必定水平上在文明上把全世界統一了起來，可是東方人卻無法在政治上統一整個世界。這是因為從歷史的角度看，“在羅馬帝國解體后，東方自己或活著界其他地區，都沒有實現過政治上的統一”；從現實的角度看，東方的平易近族國家軌制本質上是平易近族主義而非世界主義的。[⑥]但是，“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平易近族都勝利地把幾億平易近眾，從政治文明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在政治、文明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勝利經驗。這樣的統一恰是明天世界的絕對請求。”[⑦]“中國的統一當局在以前的兩千二百年間，除了極短的空缺時期外，一向是在政治上把幾億平易近眾統一為一個整體的。”[⑧]
湯因比對中國在未來世界進程中的感化能否高估了？該若何來懂得他的上述觀點？本文試圖從剖析湯因比的上述觀點進手，對于中華文明在未來可否成為世界文明重心之一這一話題提出舞蹈場地若干見解。
（一）
關于中國現代社會年夜一統趨勢的成因，後人有許多有價值的解釋。特別是魏特夫（K. A. Wittfogel）著名的“治水工程說”[⑨]，金觀濤、劉青峰的“超穩定結構說”（后面討論），許倬云的縱橫聯系說[⑩]，趙更始的階層融通說[11]，等等。此中魏特夫的觀點后人批評甚多。本文不否認後人說法公道性，但想換一個角度，從中華平易近族基礎性情——我也稱為文明心思結構——的構成，來剖析中國在過往數千年來表現出強年夜的統一才能、也就是所謂“年夜一統趨勢”的緣由。
我認為，中華平易近族的基礎性情早在西周（約前1046年-前771年）已基礎定型，它的基礎特征之一就是構成了以彼岸為取向的高度世俗化文明。與希臘文明、猶太-基督文明、阿拉伯-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文明甚至東歐-東正教文明等比擬，中國文明早就表現出對人類生涯于此中的“這個世界”（this world）——稱之為“六合”或“六合”——持完整確定的態度。而在後面所列的幾年夜文明中，對于“這個世界”則皆持消極或否認的教學態度。他們往往認為這個世界為虛幻，或許在整體上墮落或有罪；這幾年夜文明皆認為性命自己永不終結，終結的只是肉體；是以宗教修煉的目標在于徹底擺脫這個世界，性命的終極歸宿在這個世界之外而不是之中。
相反，在中國文明中，對于這個世界之外的世界，即六合之外有無六合、六合之外有無六合，基礎上采取否認或存而不論的態度。從根子上講，中國人信任世界只要一個，即以六合為框架、以六合為范圍的“這個世界”（this world）；與此同時，他們對于逝世后性命采取了消極懷疑的態度。幾千年來中國的精英文明對逝世后性命是傾向于否認的。在日常生涯中，中國人即便祭奠鬼神，也不敢本相信本身靈魂不滅。
中國文明的這一特點，導致中國人很是重視全國的和合或和諧。這是一種天性的對保存平安感的尋求。假設世界有無數個（如“三千年夜千世界”），假設這世界虛幻不實，我們無需擔心它和睦諧，因為它本來就要被超出或戰勝。但假設世界只要一個，又神圣無比，它就是我們獨一的家園。它的動蕩和不寧就會直接摧毀我們的人生平安感，導致我們無家可歸。是以，“天人合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的最高尋求，深深扎根于中國人心靈底處。
另一方面，中國文明的“彼岸取向”還導致了它的另一主要特征，我稱之為“關系本位”。即：中國人既然不太重視本身與另一個世界（God、天主之城、六合之外等）的關系，天然會重視本身與彼岸人/物的關系，以此來確立人生的平安感和標的目的。我的一切“關系”，是指我與身邊一切對象的關系，當然包含我與家人、親友、同事、團體、處所、平易近族、國家、社會、天然等一切能夠事物的關系，構成了我這個人的所有的生涯內容。根據費孝通的說法，這些關系在我的世界里是根據親疏遠近而呈現出“差序格式”的。依照有些學者的說法，中國人的關系世界是通過情面和體面這兩個主要機制來組織和運行的。中國文明本質上就是一種“關系的文明”。關系本位導致中國人重私德而不重私德，重情面而不重軌制。
由于中國人人生平安感依靠于“關系”，所以他們特別重視關系的和合或和諧。是以中國人在主觀上盼望（1）和六合宇宙，（2）和人間世界，（3）和國家平易近族，（4）和親朋老友，（5）和家人族人都樹立起和諧的關系。“家和萬事興”，最好整個世界都能像家一樣平安靠得住，讓人安心。顯然，這種和合精力，更傾向于接收統一而不是決裂。這是因為差序格式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對于生疏人（關系疏遠）不安心講座場地。假如能統一到統一個配合體，按同樣的方法行事，彼此就可以安心了。
這種“關系本位”，在中國文明中還產生了兩個特別的變體，一是許烺光所稱的“處境中間”（situation-centered），[12]即從周遭處境出發樹立本身的平安感。所以“處境中間”就瑜伽場地是我與本身處境（the situation in which I live）的關系。這種“處境中間”會克制攻擊沖動，盼望安寧，向往承平。這導致了中國人過往數千年缺少象游牧平易近族或東方平易近族那樣進行年夜規模、遠距離遷徙的熱情，沒興趣往進行橫跨幾年夜洲的長程侵犯或殖平易近。因為對中國人來說，那些遙遠的異國他鄉太生疏，讓人不安心，寧愿舍棄。安土重遷也罷，重視風水也罷，都是“處境中間”的體現方法。所以，他們雖然寧愿修筑長城把敵人擋在裡面，而紛歧定要占有敵人的地盤；他們最終放棄曾統治過的朝鮮和越南北部，因為那遙遠荒蠻之地終究是個麻煩；他們不愿直接統治、治理那些少數平易近族，寧愿采取藩屬方法讓其自行處理，因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克不及心領神會，豈能讓人安心）。假如中國人要對其他平易近族發動戰爭，往往是出于存亡生死的恐懼、無路可走的選擇等緣由。“處境中間”是以暗含一種務實地與周邊環境和諧相處的精力。
“關系本位”在中國文明中的另一個變體是“團體主義”（collectivism）。因為“我”不成能跟一切人同樣好、同樣熟習，通過人為構造一種彼此懂得、彼此需求的小團體，可以抵御生疏人或其他氣力的威脅，團體無疑比單個人的氣力年夜。“團體主義”是對本身保存處境的積極、人為建構（也是一種“處境中間”），關注我和我地點團體（collective in which I live）的關系（是“關系本位”的變體）。文明團體主義一個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區分本身人和外人（in-group/out-group），對“非本身人”持排擠態度。團體主義的積極形態可以包含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和平易近族主義，其消極形態可以變成圈子意識、幫派主義、山頭主義、處所主義和種族中間主義。文明團體主義體現了中國人構造人生平安感的一種方法。在中國歷史上，團體主義精力是尋求年夜一統的主要心思基礎之一。中國人年齡時期構成了“夷夏之辨”，后來又發展出忠孝節義、精忠報國的傳統，此中皆包括舍小我、保年夜我的集體主義精力。
上述幾方面，或可幫助我們懂得中國文明中有利于年夜一統的原因，解釋湯因比所說的中華平易近族的統一趨勢。
（二）
但是，中國文明中雖有上述有利于統一的原因，也同樣存在有利于決裂的主要原因。在中國文明內部，分與合的宏大張力從來都異常明顯。好比我們經常講中國人自我中間，“一盤散沙”；中國人勾心斗角，內耗嚴重；中國人拉幫結派，陷于黨爭。此外，處所主義從未斷絕，王朝是以式微，國家是以解體。一切這些，無不體現了中國文明中與統一相反的趨勢。導致這一趨勢的最基礎緣交流由恰好也是關系本位和團體主義。
一方面，“關系本位”體現了對人與人關系的深入依賴，由此導致了無比深入的人際牴觸與斗爭，進一個步驟可導致人與人分崩離析。人與人之間假如關系疏遠甚至冷漠，有時不會有太年夜牴觸；人與人之間假如過分親密或依賴，各種牴觸就不難產生。這種由人際關系所引發的人際牴觸和斗爭，也表現在幫派、諸侯和處所之間。二者在性質上完整一樣，后者是前者的延長。這無疑是形成決裂的主要動力。
另一方面，“團體主義”易墮落為幫派主義、山頭主義、處所主義等情勢，后者歷來都是決裂的重要誘因。中國人覺得只要在本身熟習或許特別是有情感、很是清楚的人之間才有平安感，平易近族、國家、政治、軌制這些東西在中國人看來都是生疏、冷淡、遙遠和沒情感的東西，不克不及給本身帶來足夠的平安感。所以寧愿依賴于本身樹立的小團體或處所勢力。當中心權威強年夜且公平時，人們覺得平安感有保證，沒需要尋求處所主義。可是當中心權威式微或不克不及掌管公平時，人們乞助于處所主義或私家團體來謀求本身的平安感。
既然這般，為什么秦漢以來中國歷史構成了以統一為主流的趨勢呢？
起首我們要認識到，“團體主義”雖然是決裂的禍根，也可所以統一的動力。這是因為文明團體主義意味著，集體越強年夜，個人越平安。特別是當小團體林立、小團體缺乏以打消內部勢力的無窮威脅時，人們會逐漸認識到如能將一切小團體統一路來、培養一個年夜團體，平安感才有最基礎保證。所以每當人們覺得中心政權公平靠得住時，他們寧愿選擇統一的中心集權。
另一個主要事實是，“關系本位”雖然是決裂的誘因，也可所以統一的原因。因為在無停止的爭斗中，人們逐漸認識到，統一才是走出窘境的最基礎前途。我們看到，每當中國人決裂為分歧的幫派、諸侯或軍閥時，總是硝煙四起、戰爭不斷。妥協極難做到，戰爭難以耐久。結果，與其他幫派、處所或諸侯的關系，會耗費人大批的精神和血汗，讓他們筋疲力盡，正像日凡人際牴觸中那樣。與此同時，長期的沖突和戰爭，也會把全平易近的平安感摧毀殆盡。最終，人們廣泛意識到，還是選擇一個中心集權的當局更好，于是統一成為眾矢之的、年夜勢所趨。
我們在研討中國歷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3]的規律時發現，即便在決裂最久的年齡戰國（約前722-前221）和魏晉南北朝（220-581年），慢慢走向統一的趨勢也異常明顯。以年齡時期為例，先是東周初期至多上百個年夜鉅細小的小國被楚、齊、晉、秦等年夜國所吞并。據顧棟高考證，楚國在年齡時期吞并的小國多達42個；晉國、齊國分別吞并周邊小國18個和10個，就連魯國這樣的小國也吞并了9個周家教邊小國。[14]所以戰國七雄自己就已經是統一的產物，而秦統一六國不過是這場統一潮水的頂點。再以魏晉南北朝為例。三國鼎峙只要45年即為西晉統一。西晉滅亡后，南北朝雖朝代更迭頻繁，但南邊基礎堅持統一格式，而南方在各政權的混戰中也曾分別于公元376年、439年和577年幾次實現過統一（此中瑜伽場地北魏統一南方近百年），最后南南方統一于隋。能否可以說，秦和隋的統一均是順應了某種歷史趨勢呢？[15]
除此之外，經過年齡戰國500多年、魏晉南北朝360多年的戰亂，人們對決裂的苦果已深深品嘗。南北朝及五代十國這兩次較長的決裂，假如不是少數平易近族進侵及其政權樹立，決裂時間應該會短良多。而在其他時期，像秦末、隋末及漢、唐、宋、元、明、清時期，雖然都出現了決裂甚至內部嚴重決裂的跡象（諸侯叛亂、同姓或異姓稱王、農平易近起義等等），但都比較快停息了下往。這種現象的發生，除了金觀濤等講的社會組織方法、許倬云說的縱橫聯系網之外，應當還有深層的文明心思原因。
金觀濤、劉青峰師長教師曾運用把持論、系統論方式，對中國現代社會“年夜一統”趨勢從組織結構上進行了研討。他們把中國現代社會年夜一統格式的構成解釋為以儒家意識形態為粘合劑，同時為上層權要機構、中層鄉紳自治和基層宗法家族供給符合法規性支撐，并樹立了儒家意識形態、政治結構和田主經濟三者彼此耦合的一體化結構。[16]事實上，金、劉所說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一體化”，或“宗法一體化結構”，其成熟而瑜伽教室典範的形態出現在明、清時期，并不是秦漢以來一向這般的。由于作者以中國現代社會成熟、穩定時期的社會組織形態為代表，就無法解釋在統一意識形態嚴重闌珊、社會組織方法深入變遷的年齡戰國和魏晉南北朝，為何有內在而強烈的統一趨勢？[17]
事實上，金、劉所說的“超穩定結構”不僅有清楚的天生、演變軌跡，在其背后還有更深層、也許是更主要的“超穩定結構”，即前述所謂以彼岸取向、關系本位和團體主義等為特點的文明心思結構。金、劉對統一意識形態主要性的認識，能在必定水平上解釋年齡戰國和魏晉南北朝時的決裂為何長久，但不克不及解釋為何這兩次決裂未能像古希臘和西歐那樣，永遠持續下往。可以說，秦和私密空間隋的統一是中國歷史上兩次最主要的統一，恰是這兩次統一促進了金、劉所說的“超穩定結構”。[18]可以說，金、劉所說的文明、政治、經濟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之所以能構成，與許倬云所謂的“縱橫聯系”、趙更始所謂的“階層融通”一樣，在更深層次上由本文所說的深層文明心思結構促進。[19]
必須認識到，中國人的統一才能有明顯的局限。這起首表現為中國人的“統一趨勢”是無限度的。凡是他們重要只在本平易近族或已高度異化的平易近族之中才尋求統一，而對其他平易近族，特別是少數平易近族，凡是較少有興趣統一（當然，在對方直接威脅本身的保存私密空間時則破例）。正如前述，漢人政權對少數平易近族政權在傳統上更傾向于采取藩屬或羈縻的方法。總之只需你不生事就好了，我才不想管你呢。這與一些游牧平易近族分歧，當他們統治華夏時，寧愿直接統一一切被他們馴服的平易近族。明天中國境內少數平易近族的格式恰是滿人給我們留下的遺產。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也不要對湯因比師長教師的預言過高估計。
（三）
湯因比師長教師說：
在過往二十一個世紀中，中國始終堅持了邁向全世界的帝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地區性國家的榜樣……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中華平易近族慢慢培養起來的世界精力……。[20]
統一的中國，在政治上的宗主權被保護國所承認。文明的影響甚至滲透到遙遠的地區，真是所謂“中華王國”。實際上，中國從紀元前二二一年以來，幾乎在一切時代，都成為影響半個世界的中間。[21]
湯因比所描寫的中國人的世界主義精力，及其曾經長期影響到半個世界的宏大能量是什么緣由導致的呢？我想一方面，這確實要歸功于中華平易近族能不斷地走向統一，通過統一積聚起宏大的能量，從而能打敗個人戰斗力遠勝于漢人的游牧進侵者，樹立起亙古未有的世界性年夜帝國。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每當漢人王朝式微的時候，就有不極少數平易近族趁機南下，樹立割據政權，形成決裂局勢。
另一方面，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天人合一”觀念，背后暗含著“全國一家”、“九洲年夜同”的夢想，這確實是一種有助于全國一統的世界主義精力。這種幻想在中國歷代思惟史上一向占據主流。除了孔子、老子及先秦儒家表達過全國年夜同的希冀外，后世學者也一向有強烈的“全國主義”情懷，甚至現當代學者如康有為、熊十力等人仍在闡述此種幻想。與此同時，現代中國帝王的“天朝上國”、“中1對1教學心之國”雖似好笑，但背后也流露著某種包涵全全國的宏偉理念。這種全國一統的幻想之所以誕生，從文明心思學上看，也是由于中國人對于生疏人、對“異類”不安心，缺少平安感。只要都成了一家人，才幹保證平安，所以最好是“全國一家”。
第三方面，中國文明的世界主義特征還要極年夜地歸功于中國文明的相對早熟。別的不說，漢字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西周樹立以前）就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了，其發明時期能夠要再往前追溯2000年。而在中國周邊，少數平易近族最早發明文字的時間也要到突厥人和躲族人在公元7世紀，比漢人能夠晚了3700年。中國或中國周邊其他平易近族發明文字的時間則分別是：契丹人公元960年、西夏人公元1036年、女真人公元1119-1138年、蒙前人公元1204年、朝鮮人公元1424年、滿人公元1599-1632年、越南人公元1651年，比中國人能夠晚了4000年以上。
一個平易近族沒有文字，天然無法積淀起豐富的歷史經驗，寫成世代流傳的文明經典，構成胸無點墨的思惟共享會議室體系，塑造完備發達的軌制系統，從而樹立世界性的政治國家。中國文聚會場地明的早熟保證了漢人在與周邊異族的戰爭中，可以借助于高效的行政才能和強年夜的國家氣力，構成龐年夜的集團戰斗力，從而打敗并勝利異化許許多多的異族。明天我們在甲骨文、殷周金文及《左傳》一類古書里所看到的許多方國或異族，早已消散在歷史的云煙里，它們的名字詮釋了華夏政權曾經的強年夜。秦的統一并不僅僅是漢平易近族內部的再統一，並且是漢族勢力向周邊、包含向長江流域甚至其以南的宏大擴展。從此以后兩千多年里，中國人的地輿空間基礎上以秦統一后的版土為基礎，慢慢而緩慢地向外輻射或推進。這大要就是湯因比所謂的中國人的世界主義舞蹈教室吧。
從歷史的角度說，我一向認為，西周時期是中國文明史上一次絕後講座場地絕后的年夜發展。不要忘了，東周的決裂和戰亂是在西周數百年統一和融會的基礎上發生的。西周漫長的統一極年夜塑造了中國人的平易近族性情，鑄就了中國文明的基礎形式——彼岸取向、關系本位和團體主義瑜伽教室等。西周深深地塑造了華夏文明配合體意識，“夷夏觀”成為家教后世“年夜一統”思惟的主要源頭。西周文明還激發出一種出色的全國觀念，恰是在這一全國觀的基礎上，有了以管理全全國為己任的百家爭鳴，有了以周全收拾文明為任務的“六經”編訂，有了儒家關于未來世界的千秋亂世和萬世承平幻想。一切這些，都是中國文明早熟的主要標志，也是后來再次統一的深摯文明基礎。
但是，正如其統一才能有局限一樣，中國人的世界主義也有明顯局限。“處境中間”的思維方法，導致在凡是情況下，中國人對于與本身差別較年夜的平易近族或完整生疏的世界，傾向于采取謹慎守舊的態度，沒有宏大的熱情往異化。所以中國人從未發展出類似于釋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世界性宗教那樣無比強年夜的傳教熱情，和前赴后繼的傳教運動。“處境中間”思維傾向于通過緩慢融會來實現戰爭，所以會盡能夠采取“懷柔”的內向政策。它不太信任武力，因為懼怕導致惡性循環式報復，保證不了長治久安。這就培養了一種守舊的世界主義，而不是積極的、進攻性的世界主義。
我估計今后中國人也不年夜能夠改變這種相對守舊的“世界”觀。在歷史上，中國文明的世界主義特征，當然與其內部“年夜一統”的幻想和才能有關，但由于也與其在文明上相對于周邊少數平易近族早熟有關，其無限的世界主義特征也在某種水平上是一個附帶產物。
正因為這般，我們教學場地有什么來由單方面信任湯因比的話，過份舉高中國文明的世界主義特征？假如文明早舞蹈場地熟是中國式世界主義的重要緣由之一，明天中國文明還有什么優越性可言呢？至多前人所引以為豪的許多原因，好比文字早熟、宗教早熟、軌制早熟等等，明天均不復存在了。再說，本身內部的少數平易近族問題數百年都解決不了，還有什么資格談世界主義？
（四）
個人空間湯因比認為未來世界的主導權在東亞，他說：
西歐在人類史的比來階段把握了主導權，飾演了安排的腳色。……在人類史的下一個階段，西歐將把其主導權轉交給東亞。[22共享會議室]
東亞有良多歷史遺產，這些都可以使其成為全世界統一的地輿和文明上的主軸。[23]
我所預見的戰爭統一，必定是以地輿和文明主軸為中間，不斷結晶擴年夜起來的。我預覺得這個主軸不在american、歐洲和蘇聯，而是在東亞。[24]
我等待著東亞對確立戰爭和發展人類文明能作出重要的積極貢獻。……我認為世界其他地區即印度、巴基斯坦次年夜陸和中東地區，對這種穩定似乎還不克不及起到這樣的積極感化。[25]
湯因比所說的東亞或東亞文明，是指以中國為代表，同時包含japan(日本)、朝鮮、越南在內的文明類型，他把現代japan(日本)、朝鮮、越南視作中華文明的子體。
現在我們無妨來思聚會場地慮一下湯因比這些話畢竟能不克不及成立？綜合上述，我想中國文明在未來未必真的如湯因比所信任的那樣，活著界統一方面發揮主導感化，但考慮到中國規模之年夜，中華平易近族應該有才能建設成世界文明的新重心之一。換個角度說，假如中國連世界文明的新重心都成不了，所謂統一全國的世界主義也沒意義了。那么，中國未來若何成為世界文明的新重心呢？
必須認識到，假設在未來的世界里，中國人僅僅在經濟上獲得勝利，并是以在軍事和政治上始終堅持本身作為一個世界年夜國的國際位置，這絕不克不及保證中國成為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
因為起首，人類歷史上許多年夜國共享空間（包含前蘇聯帝國、納粹帝國、蒙古帝國等等）都曾經成為軍事和政治上名副其實的世界帝國，但由于軌制不文明，文明不進步，一旦垮臺，當即風聲鶴唳、煙消云散。
所謂“世界文明的重心”，順著湯因比的思緒，至多要包含：
（1）教學成熟進步的社會軌制；
（2）自成一體的價值觀念（與生涯方法相配套）；
（3）普世意義的偉大批教（至多一個）。
這些構成偉年夜文明的要素，在現代的中國都具備了，只是就宗教而言，中國人的普世宗教并不像湯因比所說的只要年夜乘釋教，更包含影響不比年夜乘釋教小的孔教、道教及處所宗教。事實上，年夜乘釋教一向到隋朝之前基礎上還不占居統治位置，它的真正得勢也許要到唐朝。在宋代以來的歷史上，雖然釋教一向是最年夜的宗教之一，但在官方和私家生涯中，影響最年夜的還是孔教。
但是，明天中國人面臨的真正難題教學恰在于，那些構成一個偉年夜文明的要素還不具備。過往的價值觀念、精力崇奉（特別是孔教）以及軌制體系遭到了周全沖擊。一方面，孔教等宗教的價值和崇奉不再構成當代中國人社會生涯的主導原因；另一方面，平易近主、法治、人權、不受拘束等所代表的東方軌制及價值周全涌進，卻又不克不及落地生根。中國人可否重建本身的軌制和價值，至今還無所適從，前程未卜。
湯因比很是年夜度地說：
對過往的中國，拿破侖曾說，“不要喚醒熟睡的偉人”。英國人打敗了拿破侖，立刻就發動了鴉片戰爭，使中國覺醒了。[26]
但是，中國人覺醒了，不等于就能樹立起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只需一種新型的、具有中國或東亞文明本身特點的獨特文明樣式沒有樹立起來，任何關于中國將成為未來世界文明重心之一的預言都言之過早。
湯因比研討過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20多種文明，這些文明從形態上我認為可以年夜體劃分為八年夜類（有的已消散）：（1）東方社會（包含希臘、羅馬及猶太），（2）東正教社會，（3）伊斯蘭教社會（包含伊朗、阿拉伯及敘利亞），（4）中國社會（包含japan(日本)、朝鮮及越南），（5）印度社會，（6）美索不達米亞社會（蘇美爾、赫梯和巴比倫），（7）古埃及社會（已消散），（8）拉美社會（安第斯、尤卡坦、墨西哥及馬雅）。他把japan(日本)、朝鮮及越南當作中國文明的子體。[27]當然我歸納其為八年夜類現代文明類型，紛歧定準確，盼望能反應湯因比對人類文明形態的劃分框架。湯因比意味深長地指出，在公元775年擺佈，“活著界地圖上的分歧社會的數目和分歧性同明天年夜體上雷同。”[28]
依照亨廷頓的觀點，未來世界文明的基礎形態包含東方、中國、印度、japan(日本)、伊斯蘭、東正教、釋教、拉丁美洲、非洲等為代表的幾年夜文明。[29]亨廷頓的文明劃分晚于湯因比，針對的時代也分歧。不過，此中中國和japan(日本)或許不代表兩種分歧的文明形態，無妨按湯因比合稱為“中國文明”或“東亞文明”；他所說的釋教文明應該重要指崇奉小乘釋教的南亞國家，可與印度文明視作一類。這樣一來，我們明天就有了——舞蹈場地：
（1）東方；
（2）中國；
（3）印度；
（4）伊斯蘭；
（5）東正教；
（6）拉美；
（7）非洲
等為代表的年夜致七年夜文明形態。亨廷頓的觀點常被國人誤解為主張“文明一定沖突”，事實上他只是主張冷戰結束后世界的格式發生了或發生著嚴重調整，呈現出多極化（multipolar）或文明多樣化（multicivilizational）的趨勢，未來世界的重要沖突能夠源于此。恰是基于這一文明多樣性觀點，他很是反對以american為代表的東方霸權主義，他甚至稱american的交際政策是“人權帝國主義”。[30]
基于湯因比和亨廷頓對人類文明的分類，過往一千多年來，雖然人類文明經歷了無數變遷甚至大難，但其基礎形態并沒有改變。據此我們能否預言，未來一千年內，人類文明的基礎形態也不會有年夜的改變？假如是這樣的話，我想應該對于中國人在未來樹立起新的文明樣式有更年夜的信念。
讓我們重申：決定未來中國可否成為世界文明重心之一的關鍵在于，中國人可否樹立起本身的一套完全的價值體系、軌制形式及精力崇奉（或普世宗教）。這套價值、軌制及崇奉的具體內容和特征，已超越本文預定范圍。這里只想強調一點，中國人只需能把本身的問題解決好，天然就會成為有世界影響的國家。今朝已經獲得較年夜現代化成績的japan(日本)、韓國等國，在樹立新型東亞文明形態方面還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自覺和自負。從歷史的目光看，中國人在這方面的自覺和自負是從來不缺的。
【注釋】
[①]池田高文、阿·湯因比著，《瞻望二十一世紀——湯因比與池田高文對話錄》，荀春生等譯，北京：國際文明出書公司，1997年2版，頁278。本書以下引稱《瞻望》。
[②]《瞻望》，頁279。
[③]《瞻望》，頁283。
[④]《瞻望》，頁284。
[⑤聚會場地]《瞻望》，頁276-277。
[⑥]《瞻望》，頁278。
[⑦]《瞻望》，頁283-284。
[⑧]《瞻望》，頁278。
[⑨] 卡爾·A·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1989年版。
[⑩] 參許倬云，《中國文明的發展過程》，貴州：貴州國民出書社，2009年，頁25-51。許氏認為，中國的年夜一統格式得以維持，是因為在橫向上有橫貫全國的經濟路況網，在縱向上有大師族及士年夜夫階層與官方之間的前言感化。是以我稱其觀點為“縱橫聯系”或“縱橫聯系網”之說。“縱橫聯系”或“縱橫聯瑜伽場地系網”均非許氏用語。許氏說，“年夜一統氣力長期維系中國，一方面能夠由于宏大的經濟交換網維持了經濟上的互轉；另一方面，處所好處及處所意見經由察舉堅持了中心與處小樹屋所的聲氣相通，也堅持了政權對于儒家思惟的親密關聯。”（《中國文明的發展過程》，頁31-32）這一觀點金觀濤、劉青峰在《興盛與危機》等書中也從把持論的角度提到了。
[11] 趙更始，“中國年夜一統的歷史本源”，《文明縱橫》2009年第6期。趙認為，小樹屋 年齡戰國時期中國的社會結構不像羅馬和歐洲那樣多重政治勢力（國王、貴族、教廷、城市中產階級）并存、誰也不克不及吞并誰，而是只要國王和貴族小樹屋兩種勢力主為，且各國實現了旨在減弱貴族的郡縣制。社會結構的單一，也導致類似于平易近族主義和國家主權一類概念在中國未能構成，這些都有利于走向統一。在漢代以后，“儒學為中華帝國供給了一個同質性的文明和認同感基礎，從而在很年夜水平上彌補了現代帝國把持才能無限這一局限”。他對漢以后儒學主要性的見解與金觀濤、劉青峰類似。他對先秦時期社會結構的剖析很有事理，但我認為并不代表所有的緣由。並且，中國在先秦時期貴族階層逐漸被減弱從而導致社會結構單一化，這是與封建軌制解體相伴隨的現象，而在歐洲沒有出現此種情況，為安在中國出現了此種情況，還值得深刻研討。“階層融通說”是我用來歸納綜合趙的觀點的，非其自己用語。趙的觀點，在我看來正好映證了我所說的中國文明由彼岸取向決定的關系本位重視和諧、和合的特點。從彼岸取向出發，各家學說皆以全國管理為主旨，所以必定導致儒家這種最有利于全國管理的學說獲勝。從關系本位出發，不克不及容忍某種獨立的勢力（如貴族、教廷）完整自外于世俗政權體系。
[12] Francis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lections on two Cultures and their People, introduction by Henry Steele Commager,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0
[13] 對于中國歷史上統一與決裂的考核，參葛劍雄：《統一與決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增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14] 顧棟高，《年齡年夜事表》（全三冊），吳樹平、李解平易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頁524（楚）、517（晉）、510（齊）、507（魯）。
[15] 據盛思鑫介紹，王賡武師長教師在近來也論證了唐末五代十國時期，各國若何在軌制改造上為后來的統一作了準備，從而說明了五代十國從決裂邁向統一的歷史必定性。不過王的角度與本文完整分歧，但也不牴觸。參盛思鑫，《年夜一統思惟與意識形態結構——評》，《愛思惟網》（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555.html），2011年11月15日，上網時期：2015年10月8日。
[16]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北京：法令出書社，2011年。另參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北京：法令出書社，2011年，頁1-17；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惟的來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明的演變》（第一卷），北京：法令出書社，2011年，頁7-21。
[17] 金觀濤、劉青峰既然以儒家意識形態、國家權要系統及自耕農經濟這三個子系統的耦合來解釋中國現代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天然就無法解釋在儒家意識形態未興起前的三代，統一為何延續那么長久（夏、商、周三代歷時2000年擺佈），以及年齡戰國的決裂為何會走向統一。對于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統一的完成，作者解釋為“平易近族年夜融會年夜體完成，儒學消化了外來文明后再次復興，中國才又按著傳統的一體化社會整合方法，樹立了強年夜興盛的隋唐帝國”（氏著，《開放中的變遷》，頁418。類似觀點參《興盛與危機》，頁227-267），這一解釋當然合適作者所建構的“超穩定結構形式”，但無法解釋儒家為安在經歷宏大式微后能代替釋教和玄學而復興？為何中國未像西躲等地那樣變成純粹的釋教王國（特別是在由少數平易近族主導的北朝）？北朝的封建化趨勢為何會中斷、傳統的一體化結構為何能重建？他們似乎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用了“令人驚訝的歷史慣性”來說明（《興盛與危機》，頁260）。事實上，南北朝時期的平易近族融會有一個條件，即華夏漢族生齒數量上占優勢，并在生涯方法上基礎堅持不變。我在其他處所論述過，儒家在中國成為統治意識形態是西周即已成型的中國文明心思結構決定的；漢代以來獨尊儒術之所以能構成，與此有關，并非由于個別帝王的偶爾決定。（參拙著，《“三綱”與次序重建》，北京：中心編譯出書社，2014年）是以南北朝之中儒家復興和統一趨勢，不克不及說與文明心思結構無關。
[18] 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西周時期的統一，及戰國的“年夜一統”思惟皆為后世年夜一統趨勢的主要來源。參李學勤，《掉落的文明》，上海：上海文藝出書社，1997；劉家和，“論漢代年齡公羊學的年夜一統思惟”，《史學理論研討》1995年第2期，頁58-67；張傳璽，“年夜一統與中國現代多平易近族國家”，《北京日報》2000年9月18日第12版（理論周刊欄目）。許倬云亦說，“秦漢與羅馬，文明的統一早于政治的統一”，“在秦漢統一以前的戰國時代，中國即已走向統一。”載氏著，《萬古江河 中國歷史文明的轉折》（上海：上海文藝出書社，2006年)，頁109。
[19] 在《開放中的變遷》一書中，金觀濤、劉青峰同樣用“超穩定結構”說解釋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意識形態、社會結構均發生宏大變化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是若何極力重建意識形態、政治系統和經濟系統的一體化結構的。這一觀點獨到、新穎，在我看來進一個步驟說明了深層文明心思結構的宏大氣力，也即中國文明內在的“年夜一統”趨勢。
[20]《瞻望》，頁277。
[21]《瞻望》，頁278-279。
[22]《瞻望》，“序文”。
[23]《瞻望》，頁277。
[24]《瞻望》，頁283。
[25]《瞻望》，頁276。
[26]《瞻望》，頁280。
[27] 湯因比著，索麥維爾節錄，《歷史研討》（上冊），曹未風譯，上海國民出書社1959/1966年，頁15-43；另參維基百科英文版詞條“A Study of History”，https://en.wikipedia.org/wiki/A_Study_of_History，上網時間2015年10月1日。
[28] 《歷史研討》（上冊），頁10。
[29] 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6.
[30]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Summer 1993, pp.40-41.
（本文發表于《國民論壇》2015年10月中，發表時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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