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論視野下的平易近族與國家（上）——楊度《金鐵主義說》中的平易近族觀與國家觀
作者：干春松
來源：《現代哲學》2021年第3期
摘 要：楊度平生的政治思惟復雜多變，在japan(日本)留學期間他受福澤諭吉等人的文明觀的影響，認識到東方文明論所具有的對內和對外的分歧面孔，從而認為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樹立起新的平易近族和國家觀念，他所倡導的開國會的戰略和多平易近族融會的平易近族觀念，深入影響了當時及以后的中國思惟界，也是反動派與改進派在辛亥前論爭的主要主題。
關鍵詞：文明；家族；平易近族；國家；
在晚清到平易近國急劇社會轉型過程中，構成了復雜的政治譜系。此中，有三種基礎的氣力：第一種是為東方和內部的雙重壓力所迫，宣布“要”實行新政的清當局。在辛丑條約所形成的統治符合法規性危機下，清當局不情愿地實行政治體制變革，重要目標還是以遲延和情勢上的讓步作為手腕來爭取平易近意，抵消反動派暴力方法的反動運動。當然，無論在滿清皇族群體還是新突起的處所官員群體中，也有試圖通過立憲晉陞國家實力、擴展個人政治空間的人士，好比端方、袁世凱等。第二種氣力是立憲派，這個群體的構成非常龐雜。重要有兩種氣力【1】：一是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他們在戊戌變法掉敗之后，亡命海內，以保皇為旗號，主張君主立憲。還有受他們影響，分歧意種族反動的政治氣力，好比楊度等，他們在清當局預備立憲的佈景下，積極組織政黨、團體，以推動立憲目標的實現。二是國內新構成的紳商群體，他們把握了必定的經濟氣力，試圖在政治舞臺上找到本身的腳色，好比當時棄官從商的狀元張謇，就是這個群體最為凸起的代表。第三種氣力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反動派，對清當局的自改造不抱盼望，試圖通過政治反動甚至武裝暴力的手腕顛覆清當局的統治。
這三種氣力對于未來中國的遠景有分歧的期許。假如說清當局新政的目標是japan(日本)的天皇制和內閣形式，立憲派的幻想形式是英國的虛君共和制，議會及議會中多數黨組成的內閣在政治活動中占據很年夜的話語權。而反動派的幻想則是法國和american式的平易近主政治，但主張通過種族牴觸來激發平易近眾的反動意識，以排滿為口號，并不吝采用暴力反動的手腕顛覆皇權。
在這些分歧的政治氣力中，楊度始終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他與晚清政治角力中最有影響的兩個派別——反動派和改進派——的領袖都有親密交通。從總體看，他的政治立場更接近康梁一派，但他并不愿意歸屬于某一方。1905年日俄戰爭之后，立憲已成為國人之共識，所區別者乃在于“君主立憲”還是“平易近主立憲”【2】，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保皇黨堅持“君主立憲”，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反動派則持“平易近主立憲”。楊度也認為“立憲”乃是萬事之本，他之所取者為兩黨之公約數罷了。
楊度在東京留學生中的宏大影響力惹起孫中山和梁啟超的留意。章士釗和劉成禺都記錄了1905年楊度和孫中山見面的情況3，都稱楊度沒有接收孫中山參與反動的邀請，而是堅持他的君主立憲主張。當然孫中山也并非一無所獲，在見面過程中，楊度將黃興推薦給孫中山。比擬之下，楊度和梁啟超之間有更多配合語言，這種交誼可以上溯到1903年前后楊度在《新平易近叢報》所發表的一系列文字，好比《湖南少年歌》（1903年10月4日），以及同日發表的給梁啟超的信中對康有為和梁啟超的確定。的確，當時青年人鮮有不受康梁影響的，本文所要重點觸及的章太炎是這般，楊度更是這般。
一、楊度在《金鐵主義說》之前的國家和平易近族觀
在近代湖南守舊和激進劇烈沖突的社會環境下，楊度接收的信息是多層面的。一方面，他跟隨王闿運學“帝王術”，又遭到梁啟超所創辦的時務學堂及其引發的宏大爭議的影響。他顯然更為等待獲得新知以懂得數千年未有之年夜變局的世界，于1902年東渡japan(日本)，在弘文書院速成師范班學習。1903年，他為所創辦的雜志《游學譯編》籌款而回國，被張之洞推薦參加經濟特科考試，獲得初試第二名。但因為有人向慈禧誣告當時的第一名梁士詒名字中包括有梁啟超和康有為（祖詒）的原因，楊度也一并被牽連而除名，故他再度前往japan(日本)。
在弘文書院讀書期間，受當時風行包養app的亞洲團結以抵禦歐洲的思惟影響。1902年前后，楊度曾經是一個亞洲主義者，這是深受白種平易近族的侵犯而天然產生的對抗態度。1902年，在《支那教導問題》一文中，他對當時清當局的教導顧問、弘文書院的創辦人嘉納治五世提出：“japan(日本)、滿洲、支那皆為同種，皆為同胞，而必相愛相護相提攜相聯絡，以各成其獨立，使同列于同等之地，而后可與白人相抗者也。非可以伸彼而抑此，主彼而奴此，而能相保者也。”【4】嘉納治受當時的種族主義的影響，認為漢族人慣于服從、而滿洲人好勇尚武，所以不應該激發反動的意識。而在楊度看來，這樣的種族習性說并無根據，現在亞洲的問題是配合對付東方人的侵犯。他指出，如japan(日本)以后日益強盛，能與東方的軍事強權相對抗，幻想的亞洲格式應該是“滿洲復能發出東三省主權，支那本部亦得處所獨立自治之制，成東亞之奧匈合邦一年夜帝國，鎮撫蒙包養網心得古、回部、西躲，種族雄厚，藩籬堅固，中日二國者鼎足而立，雄峙于東方，豈特朝鮮、暹羅皆吾兄弟，即中亞西亞及印度等國，亦誰不應聯絡肘臂，使之振興，以爭雄與世界者！”【5】
顯然，這個時期的楊度對于現代國家的觀念還清楚未幾，更多是出于對東方殖平易近主義的抗爭，而盼望東亞成為一個年夜的邦聯體系。亞洲年夜聯合的設法更多是受japan(日本)思惟中“亞洲主義”觀念的影響6，這篇討論亞洲的文章甚至把“滿洲”和“支那本部”排列，與楊度后來“年夜中國”的觀點嚴重不符。可見，他1902年頭到japan(日本)之后，還沒無形成成熟的國家觀念和對中國未來形態的思慮。
這個時期，楊度也有文章批評中國思惟界的兩極化傾向。他認為當時中國思惟界有兩種極端化的思惟，一是歐化論，一是國粹論。普通而言，歐化論傾向于強調物質生產的主要性，認為要謀富國強兵，非歐化別無它途。而強調倫理品德者則認為，中國自有其存在于世界的獨特資源，發揚國粹便是強本之舉。在楊度看來，在國家還處于閉關鎖國狀態的時候，假如強調國粹，會導致國平易近自覺的自負心；這種心思狀態下，人們所守舊的并紛歧定是國粹，只不過是頑固之心；在萬國競爭之世，存頑固之心的國家實難以自存。與國粹主義相對應的歐化論，楊度也不認同，認為在國家積弱的情況下，國民的愛國心并不發達，需求用一種精力來凝集。假如一國之人只知崇敬他國，那么即便生涯在一國之內，也并不將本身視為該國之國平易近，所以幻想的狀況是“庶乎不以偏于歐化之弊至有國而無平易近，亦不以終于鎖攘之弊至有平易近而無國”【7】。
“有國而無平易近”“有平易近而無國”是一種很有深意的比方。當時現代平易近族國家的觀念剛剛影響到國人，國人對國家的性質、國家與國平易近的關系等的認識并不清楚。中國最早對“現代國家”進行系統介紹的要屬梁啟超，好比他寫于1901年10月的《國家思惟變遷異同論》，就比較系統地介紹了伯倫知理的《國家學》，并由此認為面對國家之間的競爭，國人需求用“平易近族主義”來激發愛國之心，因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包養網單次競爭“并無所謂事理，權力即事理也”【8】，并化用孟子的話來歸納綜合當來世界的國包養網比較家思惟變成“社稷為貴，平易近次之，君為輕”【9】。也就是說，國家之生死乃是頭等主要的事。梁啟超還意識到帝國主義滅人之國，已不單純是應用武力，而是應用商業和科技上的優勢，來掠奪強大國家的資源和財富。
這個時期，楊度也認同國家之間的競爭不克不及過于“品德化”地往評判。所以，國家的富強是領導者起首要思慮的問題包養價格。從中確立起“國平易近”的責肆意識，是國家意識的主要內容。楊度指出，“國平易近”一詞是對“異族”的人而言的。他認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國家的領導者不僅要讓每個人意識到本身作為“國平易近”的成分，更需求有“軍國平易近”的意識。在這個基礎上，軍隊要認識到本身的職責是對外競爭，而非對內用力。他援用俾士麥對李鴻章的話說，假如“以兵自鋤其同種而引以為功”，這不值得夸耀。是以，楊度認為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重要是“學戰”和“商戰”，軍隊的感化是保護“學戰”和“商戰”能夠順利進行【10】。這都可以看出他所遭到的梁啟超思惟的影響。
楊度還認為，許多國包養網站家的滅亡并不單純是因為外敵進侵，而是因為內部的財政和教導問題。對于平易近族國家的特徵，楊度有清楚的認識：“夫各國當局，孰不思奪他國國平易近之利以自利其國平易近？我國平易包養俱樂部近若以此二怒人，不如其求自立也。至我國當局之甘為人所用，或為人所愚，吾以為皆不用論之。何也？我國平易近若又一次而咎之，謂其不為國平易近謀利，而轉奪其利以利他國國平易近，為缺乏受國平易近之付托，是則是矣，但是何責之之高也。況此不自咎而咎人之心，已自損掉其國平易近之資格，放棄其所謂為國平易近之天職。”【11】也就是說，既然國家之間之競爭是“正義”，與其埋怨別國的欺負，不如思慮若何為本國的國平易近尋求福利。
在《游學譯篇》中，楊度有兩處提到國家的“道理”，可見他當時對于國家的認識。他說：“有國民、有地盤、有生產而后成國。國民者，所以應用此地盤生產以自供奉者也。文明之國，人人習職業，人人謀實利，下之為兒童之實業，上之為農工商各專門之學，水平雖殊，其欲聚一群之人力，以發其自然之美富則其意一也。”【12】所以在平易近族相爭的時代，當局需求凝集國平易近，將平易近眾的氣力轉化為國家競爭力，各以其“實利主義”的原則，與世界上最聰明的平易近族相對抗，然后才幹同享世界之好處，而不至被人傾奪。
楊度又從國家形態的歷史演變討論說：“由家族而成部落，由部落而成國家，至成國家而當局立焉。當局者，所以為國平易近謀公益者也，所以拒他平易近族之妨我平易近族之權利者也；故各國之當局，無不以國平易近好處之地點，而為舉動之方針。”【13】這說明楊度已經清楚國家的“對內”責任和“對外”責任的差異，即對內要對國平易近的好處負有責任，對外則要保衛國家主權和國平易近的權利。這就引出了梁啟超和楊度當時分歧強調的主張，即樹立負責任之當局。楊度認為，樹立負責任的當局的關鍵在于國平易近能參與到政治活動中。國平易近之負責任的條件，是有一個負責任的當局。他還指出，現在的國家已經進化到軍國平易近社會，之所以以軍事立國，是因為經濟競爭需求國家的保護和推動。所以，軍國平易近國家的最顯著特點是“經濟戰爭國”或“經濟的軍國”，“然欲成一經濟的軍國，則不成不采世界各軍國之軌制，而變吾專制國家為立憲國家，變吾聽任當局為責任當局”【14】。
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和思慮，楊度對“國家”“當局”和“平易近族”問題有了更為系統的思慮，并構成相對穩定的國家觀念、平易近族觀念，由此確立了他對于君主立憲政治體制的堅持。
二、《金鐵主義說》中的“平易近族”“國家”和“世界觀”
1907年，楊度創辦了《中國新報》，系統宣傳他以“開國會”為目標的君主立憲思惟。而《中國新報》發表的重頭文章，就是楊度的《金鐵主義說》。在此文中，楊度認為現代中國的“立國之道”，必須安身于經濟和軍事。若沒有經濟支撐，軍事實力也難以晉陞，以保衛國家之主權。另一方面，若只要軍事之發展，不克不及有用地組織經濟，那么，國家也會被經濟競爭這種“滅國新法”所摧垮。他以“金”來表現貨幣，指稱國家發展中的經濟原因；還借用俾斯麥的“黑鐵主義”的名稱，以“鐵”來指稱兵器；因此，他將本身的國家發展戰略構想命名為“金鐵主義”，以此來展開他對于國家、平易近族和政治組織的系統論述。
（一）何謂“文明”與“野蠻”
假如說鴉片戰爭的爆發，迫使中國人要“開眼看世界”，那么我們所看到的實質上是一個歐美中間主義的世界。假如說晚清的知識群體還存留有華夏中間主義台灣包養的觀念，那么我們所面對的世界是一個以歐洲的“文明”和“進步”為衡準所樹立起來的新世界次序15。然在20世紀初，大批國人出國留學以及嚴復等人開始系統翻譯東方的社會政治著作之后，中國人一方面逐漸被“歐化”的情緒牽引，另一方面也開始反思所面對的世界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那些我們引之為榜樣的“文明”國度是一種什么樣的“文明”。這是《金鐵主義說》最能體現楊度思惟之層次性的價值預設。
楊度說，自從達爾文和赫胥黎以生物進化為基礎，提出優勝劣敗的思惟之后，進化論的影響延長到社會政治領域，也改變了人們對“文明”的評判標準。在他看來，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當數瑞士，人人同等，人人不受拘束；但因處于列國競爭之交匯點，以條約確定其為永遠中立國。不過，“夫居此野蠻之世界，而無軍力以護國權”，那么對外擴展就不成能，由包養軟體此，瑞士還是“非自力之保存，而他力之保存”【16】。故他對瑞士能否可以永遠作為“中立國”而存續表現懷疑。在保存競爭眼前，一切國家都必須不斷壯年夜本身，即便文明國也會帶“野蠻之性質”。他以american為例，指出其已逐漸放棄平衡性的門羅主義而轉業帝國主義，把菲律賓和夏威夷納進其版圖。
楊度在論述中，將歐美的經濟發達國家稱之為“文明國”，而欠發達的國家則為“野蠻國”。文明和野蠻的區分標準并非是次序和品德之包養妹高下，而是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強弱。這種經濟和軍事競爭不僅發生在文明國之間，亦存在于文明國和野蠻國之間。具體到中國，又被動地卷進這些分歧層次的競爭之中。“而中國之所處，則正在各文明國彼此為經濟戰爭之渦中，又正在各文明國與中國相對為經濟戰爭之渦中。蓋彼等之所謂文明國者，其實質蓋無一而非經濟國，又無一而非軍事國，合言之即經濟戰爭國也。”【17】與章太炎紛歧樣，即從善之進化、惡亦隨之發展的“俱分進化論”來解構進化論歷史觀的“正義性”；楊度是從國家的對內和對外的雙重效能，來提醒國家因對于國平易近的責任，而內在的對其他國家的“野蠻”特征。也就是說，不克不及從品德的善惡維度這樣單一的標準來懂得國家的特征，鑒定其“文明”與“野蠻”，而是要從其分歧的效能性特征來剖析“國家之間競爭”所需求的多重面向，要從可否承擔給國平易近的義務的角度來鑒定國家才能。因此，在由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轉變的過程中，唯品德主義是過于幻想化的，并沒有懂得現代國家的本質特徵。
楊度指出，要對國家的“文明”性進行判斷，取決于國家的對內和對外職能這兩個維度。以這樣的標準來權衡歐美諸國，無論是實業的發展，還是法制的完備，稱其為文明國亦無年夜錯。但是，由文明國而構成的世界能否就是文明世界，則有疑問。楊度的結論是，我們生涯的世界有“文明國”而無“文明世界”：“自吾論之，則本日有文明國而無文明世界，當代界各國對于內則皆文明，對于外則皆野蠻，對于內則惟理是言，對于外則惟力是視。故自其國而言之，則文明之國也；自世界而言之，則野蠻之世界也。何故見之，則即其國內法、國際法之區別而見之。”【18】在楊度看來，這些文明國的國內法都秉持不受拘束、同等的原則，不依附強力往壓制別人；但一觸及國際來往則完整是另一種行為準則，是以軍事實力和經濟才能往獲得好處。
當時部門人對國家間的來往準則抱有空想，是以對丁韙良組織翻譯的《萬國公法》持確定態度，認為可以應用這些同等國家之間的權益和義務的約束體制，來保護飽受東方侵包養網車馬費犯的中國的國家好處。實際上，梁啟超和楊度等人都不信任國際法能體現出一視同仁的“正義”性，甚至認為那只是強權的一種自我辯護機制。況且，對于國際法之法令位置至今仍有很年夜爭議。有人認為是法令，因為皆是由主權者所制訂的。也有人認為國際法不屬于法令，重要緣由在于國際上最后長短的鑒定者取決于戰爭的勝負、而不是裁判；既然沒有一個高于國家的統治權之存在，那么國際法就不是真正的法令。中國與世界諸國所簽訂的條約，都是權利屬人、義務歸我，雖然當局有不成推辭之責任，但這就是強國對待弱國的方法。要改變中國在“新文明體系”的處境，唯有自強一途，既不克不及成包養app為東方的附庸，也不克不及再閉關鎖國，要在與東方的競爭中晉陞本身的國際位置。
楊度稱這個方略為世界的國家主義（也稱經濟的軍國主義、金鐵主義）。楊度認為，俾斯麥等曾經采取的以加強軍事實力為焦點的鐵血主義，已不適合于當時的世界格式，因為僅僅依附軍事氣力，既偏于野蠻，也必定會使國平易近遭遇犧牲。經濟競爭已是未來競爭的重要手腕，要通過發展經濟實力、發達國平易近之才能，剛柔并濟。所以，仿其名曰“金鐵主義”：金為黃金，引申為貨幣、經濟；鐵謂鐵炮，引申為軍事；這兩者并無主輔關系，而是相互支撐、相互成績。在競爭性的國際格式之下，已經不克不及簡單地采用閉關鎖國的戰略，也不克不及犧牲國內以謀求對外，是以必須采取金鐵主義。具體的計劃就是短期包養，對內和對外兼濟、不受拘束和責任雙行：一、對內的-富平易近-工商立國-擴張平易近權-有不受拘束國民；二、對外的-強國-軍事立國-鞏固國權-有責任當局【19】。
（二） “擴張平易近權”與“鞏固國權”
梁啟超在1899年10月就寫過《國權與平易近權》一文，此中最主要的觀點是，國家之所以任人分割，是因為國平易近放棄了本身的不受拘束權，是以，保護國權的關鍵在于國平易近要有責任心。“平易近之無權，國之無權，其罪皆在國平易近之放棄耳。”【20】后來，在接收伯倫知理的有機國包養意思家論思惟之后，他認為將國家同等于君包養甜心主一家之私產是悖謬欠亨的。但若是如盧梭、孟德斯鳩等人所論，認為國家為國民之公產，亦不盡準確。他指出，國家有兩年夜目標：一是國家自己的好處，即國家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有其獨特的價值；二是構成國家的國平易近的好處。這說明他逐漸放棄了盧梭式個體至上論，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提出強年夜的國家對于保護國平易近好處的主要性【21】。
雖然我們很難從文字資料找到楊度接收梁啟超思惟影響的線索，也沒有楊度接收japan(日本)學者觀點的相關研討，但從《金鐵主義說》對國家和國平易近關系的剖析中，我們能看到楊度與梁啟超思惟的配合點22。楊度認為，傳統中國人并沒有現代的國家觀念，是以，“中國”之名稱并非純粹的“國名”，而是一種“王者無外”的存在，即便存在著夷夏之別，但亦只是一個文明體的分歧圈層【23】。所以楊度說：“中國之名稱，不克不及求一國名與之對待，即有之，非終為其并吞之領土，即其臣服朝貢之屬國，亦決無與之頡頏者。故中國數千年歷史上，無國際之名詞，而中國之國民，亦惟有世界觀念，而無國家觀念。此無他，以為中國以外，無所謂世界，中國以外，亦無所謂國家。蓋中國即世界，世界即中國，一而二二而一也。”【24】既然沒有國家的概念包養甜心，那也無所謂“世界觀”，因為“世界”和“中國”只是一個事物的兩個稱呼。而沒有現代國家觀念，也就無所謂國平易近權利，一切人只是天子的臣平易近。既然中國要由專制國家演變到軍國平易近社會，也要從內外兩個維度雙管齊下：對內為“擴張平易近權”，對外是“鞏固國權”。
楊度認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在于保證國民的財產權，一個國家的財產權的甜心寶貝包養網保證水平和該國的經濟發展成反比。好比，英國之平易近權最發達穩固，其經濟力也最強；俄國無平易近權，經濟力單薄，但俄羅斯至多還有處所自治。中國則既無平易近權，又無處所自治，其經濟力最弱。為何平易近權不彰會遏制經濟增長，是因為專制當局沒有保護國民性命財產的意愿，即便嘴上說要保護，也是虛偽欺人之論。楊度舉例說，清當局曾許諾不加賦，但實際上各種苛捐雜稅不斷以各種項目發布。而缺少個人不受拘束權力的國平易近，亦沒有哪種機制來抵抗來自政治權力的盤剝。
與擴張平易近權相關的是鞏固國權，國權是對國際而言。清當局沒有為平易近謀利的設法，所以對外國之分歧理請求則不包養dcard知拒絕。“本日之當局，對于內而為偷錢之當局，于外而為送禮之當局。”【25】這樣說來，國權之散落是因為當局缺少為平易近謀利的思惟，那么只要擴張平易近權才幹鞏固國權。平易近權就是國平易近所具有的個人不受拘束和公有產物不受傾奪。這里，楊度辨析了當時中國人對于“不受拘束”的種種誤解。具體地說，他將傳統中國人所懂得的本身做主的“不受拘束”，稱之為“哲理上的不受拘束”。好比，中國人在專制當局下，似乎享有更多的不受拘束，許多在不受拘束國度里被法令制止的事，在中國則可以安然行之。他說：“中國否則，社會上人與人之相接，有時施者可以肆意恣睢，而受者無如之何，在外國為犯警之行為，而在中國則安然行之，而無所于懼。即以平易近權而論，各國有為當局所理之事，而在中國則當局除苛取租稅以外，固一切不睬也。國民自行處理之，當局亦不由；國民不自行處理，當局亦不勸。若是者謂之不不受拘束國民可乎？……雖然如是類者，可以謂之哲理上之不受拘束，而不成以謂之政治上之不受拘束。”【26】
楊度認為，要樹立一種有責任的當局，也就是當局通過制訂合宜的法令，保護國民的財產和其他權益。所以，他反對無當局主義，認為要往失落惡當局而代之以良當局，要往失落哲理上的不受拘束而代之以政治上的不受拘束。恰是因為當局沒有擔負起堅持社會公正的責任，所以弱肉強食，人人之性命財產不得平安。而政治不受拘束雖然不受拘束的范圍較窄，但能同等，是以，我們需求的是政治上的不受拘束，而不是哲理上的不受拘束。楊度所謂的政治上的不受拘束是什么意思呢？“夫言政治上之所謂不受拘束，實即所謂自治也。何故言之？國民之有政治上不受拘束者，則必能以國民之不受拘束意志組織當局，編撰法令，以保護各個人之性命財產，而當局即以此法令，而實行于國民之間。在情勢上雖若當局為治者，而國民為被治者，然當局者國民之所立，法令者國民之所定，當局乃以此而治國民，斯與國民自治何異焉？”【27】
楊度援用嚴復的觀念，認為國家之構成雖是天演之必定，但是有的國家能夠是因為外力的壓迫，好比japan(日本)。所以，內外兼修是一個現代國家所必須具備的。我們所處的世界兼具“文明”和“野蠻”雙重屬性，中國既要力圖“文明”，是因為我們處在一個“文明”的世界；但也不克不及不“野蠻”，否則難以在這個“野蠻”的世界自存。那么內外應若何呢？楊度認為，就分量而言，對內與對外不克不及有輕重，但就次序遞次而言，則有先后。“以分量言，強國不克不及輕于富平易近，軍事立國不克不及輕于工商立國，鞏固國權不克不及輕于擴張平易近權，有責任當局不克不及輕于有不受拘束國民。以次序遞次言，則非富平易近何由強國，非工商立國何取軍包養網單次事立國，非擴張平易近權何由鞏固國權，非有不受拘束國民，何由有責任當局。”【28】
（三）當局與國平易近之“責任”
後面已述，1905年開始的預備立憲，清當局權衡各種能夠性所作出的決斷，其實就是康梁戊戌變法時以japan(日本)為榜樣所確立的政治體制改造的目標。戊戌變法掉敗之后，康梁進進亡命時期。在這個階段，康有為試圖從公羊三世說出發，將君主立憲作為由據亂世向升平世過渡階段最為適合中國的政治體制。梁啟超則是由《清議報》到《新平易近叢報》，雜糅東方和japan(日本)學者的政治論說，介紹各種政治觀念，來論證中國只可行立憲而不成行反動的思惟。
在1901年6月刊載于《清議報》的《立憲法議》中，梁啟超將世界上的政治體制分為三種，即君主專制政體、君主立憲政體、平易近主立憲政體。他認為君主專制是與蒼生為敵，防平易近制平易近，故是一種惡的政治體制；而平易近主立憲因為領導者經常更換，政策變化頻繁；是以，君主立憲是“政體之最良者”【29】。但1903年反動派興起的時候，梁啟超一度傾向于平易近主立憲政體，旋即又回歸君主立憲的目標。1905年，載澤和端方等包養網VIP考核政治年夜臣出洋考核立憲，此中1906年8月26日由端方所上之《請定國是以安年夜計折》，據考證是在梁啟超的文本基礎上刊定的【30】，基礎是梁啟超其他文章思緒的總結。好比，它認為立憲與專制政體的區別在于“專制之國，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國易危；立憲之國，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國易安”【3】1；奏折衷，特別提出專制國家，只要君主對國民負其責任，所以一旦政事不遂，就只能獨任其咎；故而要設立責任內閣和議會，使其“代君主而對于國民負責任矣”【32】。梁啟超還代筆了《請刊定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以樹立合適立憲政體的行政系統。但現實是舊體制積重難返，官制改造在各種勢力的掣肘下舉步維艱。面對此情況，梁啟超掃興至極。于是，他受國家是一有機體【33】的思惟影響，1906年末又提出“開明專制”說，認為中國的國平易近水平并非有可以為共和國平易近之資格，亦未能有實行君主立憲之水平，加上施政機關并未完備，所以只能等待年夜權歸于元首的開明專制【34】。
從《金鐵主義說》的內容展開而言，其基礎立論乃是針對端方的《請定國是折》和梁啟超之《開明專制論》而展開的，雖然看上往這兩份同為梁啟超所作之文章的內容甚至是立場相反的，但這剛好是在立憲過程中所需爭論的焦點問題。
楊度質疑梁啟超所提出的“開明專制”說：“吾友新會梁氏曾言：中國當局若能開明專制，當能使國民水平進步。予則謂與其求有開明之當局，而國民賴之以開明，何如求有開明之國民，而包養一個月價錢當局不得不開明乎？”【35】更何況清當局并不開明。在《金鐵主義說》中，有許多篇幅是從“責任”進手來提醒晚清政治體制之腐敗，并認為這種責肆意識的缺少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后果之一。儒家政治思惟中君輕包養價格ptt平易近貴的立國精力，和君主對天負責之仁平易近愛物的思惟，并不是一種“政治上”的責任，而是一種“品德上”的責任。由此，在君主一方，有仁平易近之責；對臣下而言，要常格君心之非，等待君仁而莫不仁。這樣的政治哲學在價值觀上導致君主放言全國為全國人之全國，而不敢竊之以為本身的權利；而臣下之責任亦只是規勸君主，至于全國之興衰，亦因未嘗擁有權力，而無需擔任責任。加上中國幅員遼闊，晚清當局又在外力壓迫下而進退掉據，是以，權力既不在君主，也不在當局，也不在各省督撫，卻又相互牽制。這就形成中國之專制政體的獨特徵，即既不是“開明專制”，也不是“以強力而行所謂不仁平易近之事”的“野蠻專制”，而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聽任專制”。楊度說：“中國當局者，蒙昧之當局也，惟其蒙昧，故不開明。中國當局者，消極之當局也，惟其消極，故不野蠻。彼因蒙昧而益消極，又因消極而益蒙昧，合之以成一聽任之現象，其中國之所獨有，而他國之所皆無者。一言以蔽之：不負責任之當局也。”【36】
不過楊度認為，當局之聽任是因為國平易近之聽任。所謂立憲，其關鍵是國民與當局爭權，當局和國民各自立張本身的權利。但中國以品德為本的政治學說，當局和國民都主張“讓”而不敢言爭權。在不受拘束基礎上的自治，不克不及借故于當局之壓制，而應責之于國民本身之放棄權利。“夫自治者，不受拘束國民一切事。而不受拘束云者，與責任相對待，盡一分之責任，斯得一分之不受拘束，即得一分之自治。”【37】不受拘束的范圍和自治的水平，全賴國民本身之爭取。
楊度對國粹派對次序和品德的呼吁不以為然，認為“茍非有文明國家責任當局之后，所謂次序，必非真次序”【38】。至于品德，楊度認為舍我其誰的責肆意識和知行合一的價值，才是真品德。所以，真正的愛國心與仁平易近愛物之心、國民對國家的責任心，三者異名而同實。這樣，楊度就將立憲問題具體為當局和國平易近的責任心的問題。由此，立憲的關鍵就在于加強當局的責任心和行政才能，晉陞國平易近的素質和參政議政的參與意識。而國平易近之責任心與才能又是其基礎。
在當時，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定位，關系到現代國家的目標和組織結構，因此是反動派和立憲派爭論的焦點。依照當時的“正義”觀念，認為分歧的社會發展階段應該有分歧的政治軌制和社會價值觀念。此點亦為康有為自戊戌變法時借助公羊三世說而闡揚過。嚴復亦是從甄克思的《社會通詮》出發，認為中國已經從宗法社會轉向軍國平易近社會，是以，不克不及再熱衷于種族反動，因此遭到章太炎等人的批駁【39】。楊度也接收了這一對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定位。在他看來，中國社會就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沒有分立這點而言，并沒有進進軍國平易近社會；而在軍隊的獨立性、領土觀念、多平易近族融會、封建宗法的消解和廣泛宗教的信仰等問題上，則比較接近軍國平易近社會的一些特征。是以，屬于是趨向軍國平易近社會而未完成的狀態。
但楊度認為，中國存在著阻礙國家和社會進步的原因，此中最嚴重的是家族主義。家族社會的特征影響個人作為最終的責任主體。中國始終難以樹立真正的責任國家，就是因為責任主體的不明。若個人本位難以確立，則三權分立軌制也難以樹立，代表軌制、選舉軌制、政黨軌制也不克不及確立，所以中國今朝進化的關鍵是廢除家族主義。“今中國社會上權利義務之主體，尚是家族而非個人。權利者，一家之權利而非個人之權利；義務者，一家之義務而非個人之義務。所謂以家族包養留言板為本位而個人之人權無有也……故自國家觀之，則不克不及取社會上之人，為若干人若干人之計算，但能取社會上之家，為若干家若干家之計算。是故謂之以家族為本位，而非以個人為本位。此其阻礙社會之進步，即以影響于國家者為何如乎！夫有此等家族軌制之社會，其在本國固以統于一尊而不為物競；然一與外人遇，仍當循自然之公例，以天然之裁減而歸于劣敗。”【40】楊度認為，中國恰是從平易近族主義發展到國家主義的階段，這就需求確立個人權利觀念，廢除家族主義，因為“欲軍國社會之發達，則必采三權分立軌制，而非以個人為單位，則代表、從眾、政黨之制皆無由生也。故家族軌制與三權分立軌制，于實施上頗有沖突，包養管道而代表、從眾、政黨三物，乃所以實行個人本位，破壞家族本位，完成法權，以監督行政者也。本日中國國家之水平，正宜進化于此。”【41】
楊度說，中國國家水平的發達要依賴國平易近水平，而國平易近水平可以分為軍事才能、經濟才能、政治才能與責任心之水平。前三者相對不難培養，而責任心比較難。那么，責任心若何培養呢？起首，要拋棄平易近族主義思惟，這是宗法社會的觀點，平易近族之觀念深，則國家之觀念淺。“惟軍國之國平易近，皆平易近族主義立國，進化而為國家主義立國，以國家為國平易近之國家，而非君主之國家，則國家之事為大家平易近自有之事，而政治責任心乃生矣。”【42】其次，要推進處所自治。楊度批評說，當局以國民水平缺乏為捏詞，不愿意讓渡給處所以自治權。這實質上與立憲的目標相違背，人們從處所自治中獲得政治才能的鍛煉，才幹參與更高層次的政治活動，最終使國平易近的才sd包養能獲得晉陞。
同時，楊度也反對那種借由國民水平缺乏，而需先經由處所自治的訓練再實行議會軌制的說法。按他的說法，只要英國是先有處所自治、后確定議會軌制的，但世界上其他國家并非這般，是以不克不及以英國之歷史作為標準。並且，楊度認為japan(日本)人在明治維新的時候才削藩，封建制之破壞遠遠晚于中國，但japan(日本)選議員、開國會，使japan(日本)的發展甚速，故這些都只能說明清當局沒有實行立憲的誠意。
（四）“中華平易近族”與中國國內各平易近族之剖析
在近代中國復雜的平易近族話語中，楊度呼應梁啟超的“中華平易近族”主張，并對康梁的保全中國說進行闡發，是最具前瞻性的貢獻，深入影響了中華平易近國樹立之后所采取的“五族共和”的年夜平易近族國家思惟。
楊度接收了甄克思的社會發展階段論，這一點告別了康有為基于三世說和進化主義的混雜社會發展觀，使得他對于中國國內的各平易近族得出一種更清楚的多層次平易近族融會理論。他以軍事、政治和經濟三個維度的發展水平，斷定漢人已進進軍國社會，滿族和回族進進宗法族人社會，躲族則進進宗法種人和族人之間，而只要蒙古族還處于宗法種人社會。這樣的劃分雖然并紛歧定準確，不過，他由此要得出的結論是各個平易近族有本身的文明傳統和生涯方法，在多平易近族國家的體系中，分歧的平易近族要盡量賦予其處所自治包養站長的權力，并在文明和語言等方面進行“異化”。
從戰略平安角度考慮，楊度認為蒙古對于中國的生死有極年夜的關系。來由是，俄國是世界上獨一對中國領土有貪婪的國家，而蒙古族當時的組織才能還比較弱。所以，一旦蒙古族脫離中國而謀求種族的獨立，則決無才能組織國家以立于世界，必定為俄人一切。一旦俄國人占有蒙古，那么列強在中國相互制約的戰略均衡被打破，這樣，英國就會占領西躲，法國會占領廣西、云南，德國會占領膠州半島，japan(日本)則劍指東北。“故蒙古之得掉，即為中國之生死。其關系之親密這般，而蒙前人之水平又如彼。若發達其軍事才能乎，則以其無國家思惟，僅有種族思惟之故，將對于內而謀脫離；若不發達其軍事才能乎，則僅以漢滿等人之軍力，猶缺乏以對于外而安極北之邊境。故中國本日領土之問題，人種之問題，實以蒙古為第一之主要者矣。”【43】
楊度認為，回族與漢族的關系，自漢以后就一向分分合合。回族其宗教崇奉有很強的凝集力，國家觀念反而不甚。回族從清代開始樹立了與內地類似的行政軌制，才逐漸有了國家認同。楊度認為回族情況與蒙古類似，伊犁一帶也被俄國覬覦。若其發展軍事氣力就會請求獨立，若其不發展則無力拒外，其兩難的地步只是略好于蒙古罷了。
對于西躲，楊度最擔心的是因為英國直接與西躲立約互市，長此以往，會逐漸由英國的保護地而獨立成國。
當然面對晚清這樣一個特別的時期，最關鍵的還是滿族的問題。對此，楊度的討論是從國家角度，將清代明看作是以前的朝代更替的翻版，而非滿族人本身所認為的，是一個滿族的國家消滅了“明國”這樣一個虛構的國家名稱。在滿族生涯的區域，明代是設建州衛來管理，所以楊度認為晚清所謂“亡國”“光復”之論并無法理上的依據，完整是被滿族人所宣稱的“中國滅亡論”所困惑。楊度說：“漢人之諛滿者亦效之而呼曰：亡國亡國。其恥之者則呼曰：光復光復，其實中國國家未亡，無可光復，遂使社會上有光復朱家皇帝之笑柄，亦可謂惡作劇矣。”【44】這既反對基于滿洲統治者立場的國家觀，也反對反動派的國家觀念。
楊度說傳統中國的儒生將君主的統治權同等于國家，論歷史也是以君主為正統，這樣易主為易國家、易姓為亡國。而滿洲的統治者亦以此說作為本身是正統的依據。但是，晚期反動派的漢人國家主義，將明朝的滅亡視為漢族國家的消滅，并主張反清復明，楊度稱其為 “種主即國”論，指出這事實上是“應用儒家君臣年夜義說以為干柴，應用史家一姓正統說以為之火油，應用俗學君主國家說以為火引，夾進滿人之種族國家說以為之年夜風，以此四元素分解一種主即國論”【45】。楊度采用現代國家的學說，指出國家是地盤、國民、統治權三者的統一體，而不是由君主或種族決定的。“故今國家仍為中國國家而非滿洲國家，今國家既中國國家而非滿洲國家，則今當局自亦仍為中國當局，而非滿洲當局。惟此中國不克不及無當局而有國家，滿洲又不克不及無國家而有當局也。惟其滿洲非國，所以中國不亡。”【46】
楊度認為滿族人的一個誤區是將種族視為國家，所以采取的是種族主義的戰略，即在政治軌制、經濟軌制和種族軌制等方面采取了特別主義的政策，以保證滿族的特別好處。事實證明，這些戰略是錯誤的，因為其結果是導致政治、經濟上的掉敗。是以，對于滿族人而言，他們要做的是放棄種族主義而上升至國家主義。
楊度認為，漢族的情況則比較復雜，與東方社會比，漢族人脫離封建軌制比較早，很快進進國家主義。但為何國家之責肆意識反而沒有樹立起來？這重要在于西洋的家族軌制，破于封建軌制之前，因此個人觀念得以發達。而中國在家族軌制包養網單次上始終未獲破解，是以，人們重視家庭好處而忽視國家好處，對待君主也是以家長的態度，而不是對待政治人物的態度。是以，在中國，個人的權利和義務觀念難以獲得體現，即便是尋求立憲這樣的政體，所能聽到的經常是責備當局，而不了解本身才是立憲的主體。“立憲之肯不願，在我國平易近；立憲之能不克不及，亦在我國平易近，舍所以自謀者而不言，日研討人之肯不願、能與不克不及，而己身若為無責任之人也者，嗚呼！何其可嘆也。論此意所由來，吾欲一言以蔽之曰：家族思惟之余聲罷了。”【47】所以漢族人的政治任務是真正確立國家意識和個人的權利意識，以保全領土獲得自存。“責任心者何？往宗法社會所余之家族思惟，以完整其國家思惟是也。人人有家長之責任，則家族主義破；人人有國平易近之責任，則國家主義興。”【48】
有人以種族主義或各種族的發展水平紛歧而主張單一平易近族立國之說，楊度堅斥之。他說：“五族分立說，乃亡國之政策，決不成行者也。何也？本日中國之地盤，乃合五族之地盤為其地盤；本日中國之國民，乃和五族之國民為其國民，而同集于一統治權之下，一成為一國者也。”【49】五族分立，是自我瓜分，反讓欲瓜分我領土而不得的東方列強欣喜不已。所以，楊度供給的政治變革戰略是“國形不成變，國體不成變，惟政體可變”。“何謂國形不成變？即地盤、國民、統治權之范圍，不成忽使縮小是也。何謂國體不成變？即仍當為君主國體，而不克不及即為平易近主國體是也……何謂惟政體可變？即惟將專制政體改為立憲政體，斯對于內對于外，皆為自立求存之良法也。”【50】
既然地盤、國民和統治權不成變，那么就要堅持領土上的完全，并聯合各個平易近族為一體，而不是決裂。在具體戰略上有兩個步驟，起首是滿漢同等，其次是蒙回異化。滿漢同等，在漢族方面是要獲得政權上的同等，在滿族方面則是生計不受拘束，也就是讓滿族人有保存的才能。至于異化，重要的是“文明之統一”，若非文明相等，讓每一個國平易近都能參與到對外競爭中，國家就難以自立于今朝這個優勝劣汰的世界中。按楊度的話來說，是要讓滿、蒙、回、躲等還沒有進進國家主義階段的平易近族也進化到國家主義的階段，一路擔負起本身對于國家的責任。
楊度批評反動派試圖以平易近族主義為手腕以樹立“中華平易近國”，既然名之曰“中華平易近國”，實質上就不是以血統為基礎的種族主義而是文明平易近族主義。楊度認為，中國向來并沒有“平易近族”這個概念。“中華”是一個文明概念，而非平易近族概念，“不僅非一地區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明之族名”【51】。因《年齡》蠻夷進退之論，經數千年混雜數百千人種，而仍然稱“中華”。即便以東方人類學家的說法，“華”乃“花”之原字，以描述文明之美，亦不是以血統來定義平易近族。所以，楊度接收梁啟超的定名，用“中華平易近族”作為以漢族為主體的多平易近族統一體的名稱。雖然楊度也承認蒙、回、躲與漢、滿的文明有所差異，但應以文明平易近族主義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應以血統平易近族主義的方法包養網評價來排擠之。對于文明、語言有差異的平易近族，既不克不及武力壓制，也不克不及任其分立，而是應采取聯合的方法，讓各平易近族有必定水平的自治性，以逐漸實現平易近族一體化。楊度說，反動派所采取的平易近主立憲手腕，很難保全領土和平易近族一體，這也是他之所以堅持“君主立憲”制作為未來中國政治體制的緣由。楊度推斷，當時中國人之所以認同國家者，君主乃一關鍵原因。所以，“欲保全領土，則不成不保全蒙、回、躲；欲保全蒙、回、躲，則不成不保全君主，則立憲但可言君主立憲，而不成言平易近主立憲”【52】。在這些問題上，楊度與康梁之間接近，與反動派的理論和目標構成沖突，從而引發了章太炎、汪東等反動派人士的批駁。
在辛亥反動前改進派與反動派的爭論中，楊度所提出的問題，在當時的輿論場域占據非常主要的位置。對于楊度觀點與同為改進派陣營的梁啟超的觀念的同異，以及身為反動派的理論巨子的章太炎若何從《中華平易近國解》和《代議然否論》等文章，對楊度的觀念進行駁斥，這將鄙人文詳述。
注釋
1李細珠：《新政、立憲與反動—包養甜心網—清末平易近初政治轉型研討》，北京：北京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8年，第4頁。
2關于“君主立憲”和“平易近主立憲”的說法，一個記錄來自當時出洋考核政治的年夜臣載澤問japan(日本)人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指出，各國立憲有兩種類型——君主立憲和平易近主立憲。中國數千年是君主國，所以適合參照japan(日本)政體，實行君主立憲。主權集中于君主，有類于japan(日本)憲法對天皇權力的規定。所以在清當局而言，他們之所以接收預備立憲有一個預設，本日本的君主立憲形式。（參見[清]載澤：《考核政治日記》，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第579頁。）
3楊度：《與孫中山的談話》，《楊度集（一）》，劉晴波包養網心得編，長沙：湖南國民出書社，2008年，第188頁。
4同上，第64頁。
5同上，第64頁。
6“亞洲主義與歐洲對亞洲的侵犯相關聯，那它最基礎上必定包括著與歐洲相對抗這樣一種思惟的‘對立’構造，且此中一極應該與亞洲地緣、文明的同質性連動。為了防止被侵犯和滅亡，亞洲必須引進歐洲的先進性（富強），即亞洲一方必須在與歐洲構成地輿和空間性的對抗關系基礎上，走尋求歐洲式富強的路線，亞洲主義必須在這種錯綜復雜的二重關系中構成。”當然亞洲主義者包括有對中國的親善的原因，但20世紀之后，亞洲主義逐漸成為japan(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依據。（[台灣包養日]狹間直樹：《晚期japan(日本)的亞洲主義》，張雯譯，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第3頁。）
7楊度；《japan(日本)學制年夜綱·后序》，《楊度集（一）》，第73頁。
8梁啟超：《國家思惟變遷異同論》，《梁啟超選集》第2集，湯志鈞等編，北京：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8年，第325頁。
9同上，第326頁。
10楊度：《游學譯篇·序》，《楊度集（一）》，第78頁。
11同上，第81—82頁。
12同上，第79頁。
13楊度：《游學譯篇·序》，《楊度集（一）》，第81頁。
14楊度：《中國新報·敘》，《楊度集（一）》，第208頁。
15章永樂引述施密特的觀點并發揮說，直到1890年，國際法實際上是歐洲國家之間的協議。“文明”“人道”“進步”是以歐洲中間主義的方法得以界定的。（參見章永樂：《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1頁。）
16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19—220頁。
17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21頁。
18同上，第217頁。
19同上，第224頁。
20梁啟超：《國權與平易近權》，《梁啟超選集》第2集，第70頁。
21關于梁啟超1903年前后國家觀念的轉變及其所受japan(日本)思惟的影響，參見鄭匡平易近：《梁啟超思惟的東學佈景》，成都：四川國民出書社，2020年，第336—337頁。
22梁啟超在編進《新平易近說》的《論國家思惟》一文中說，中國人缺少現代國家觀念，“知有全國而不知有國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參見梁啟超：《梁啟超選集》第2集，第546頁。）
23對于中國能否是一個“國家”的名稱，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在與反動派的論戰中，為了批駁反動派認為滿洲進主華夏是“亡國”的說法，梁啟超和楊度都堅持認為中國并沒有亡國，只是一個朝代更迭罷了。好比梁啟超認為，滿洲本為中國之臣平易近，非由他國之吞并，所以不克不及說是“亡國”。這就有興趣含混了“國家”與“王朝”的界線。（參見梁啟超：《中國不亡論》，《梁啟超選集》第6集，第125頁。）
24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13頁。
25同上，第231頁。
26同上，第232頁。
27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33頁。
28同上，第234頁。
29梁啟超：《立憲法議》，《梁啟超選集》第2集，第278頁。
30[日]狹間直樹：《“預備立憲”時代的梁啟超》，《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高瑩瑩譯，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6年，第95頁。
31[清]端方：《請定國是以安年夜計折》，夏新華、胡旭晟等收拾：《近代中國憲政歷程：史料薈萃》北京：中國政法年夜學出書社，2004年，第43頁。
32同上，第45頁。
33梁啟超認為國家是一個有機體，不克不及只憑好惡而隨意選擇政治體制。（參見梁啟超：《開明專制論》，《梁啟超選集》第5集，第338頁。
34同上，第297—357頁。
35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40頁。
36同上，第240頁。
37同上，第242頁。
38同上，第243頁。
39參見干春松：《平易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的政治次序——章太炎與嚴復圍繞〈社會通詮〉的爭論》，《開放時代》2014年第6期。
40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55—256頁。
41同上，第257頁。
42同上，第258頁
43同上，第260—261頁
44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264頁。
45同上，第268頁。
46同上，第265頁。
47同上，第299頁。
48同上，第299頁。
49同上，第301頁。
50楊度：《金鐵主義說》，《楊度集（一）》，第302—303頁。
51同上，第372頁。
52同上，第3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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